刘伯承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学习，一定不要赶浪头，赶时髦，要考虑自己的条件，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学一门就要努力学到手，要力求精通，否则就永远是个半瓶醋。”刘伯承学的这一门是军事学。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伯承到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军事学。由此，刘伯承开始了钻研军事学的历程。
被派往苏联学习的时候，刘伯承已36岁，这个年纪学外文已相对困难。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攻克了外语关，并取得了俄文和其他各科的优秀成绩。留学期间，刘伯承刻苦研读外国军事著作，积累了比较扎实的军事理论素养。1930年，刘伯承学成回国，将这几年所学付诸实践。他担任我党专司军事翻译的军委编译科长，根据战争的紧迫需要，有针对性地翻译、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合同战术》等多部苏联军事论著。
据粗略统计，在战争年代，刘伯承参与翻译的军事著作总计数百万字。在烽火连天、军务繁多的环境下，还能从容自若、字斟句酌地翻译如此大量的著作，在中外战争史上都属罕见。刘伯承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连敌军中的有识之士也感慨不已。鲁西战役后，国民党的一位军事将领在日记中写道：“有人告诉我，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以与政府（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啻鹤立鸡群，如此，两党战阵上之胜败，不问可知。”
1950年南京军事学院成立后，刘伯承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花在钻研军事科学和培养中高级军事干部的事业上。为了读到更多的军事书，刘伯承尽一切努力搜集中外军事书籍。他曾托时任我国驻印度大使的袁仲贤从国外给他买军事书籍，也曾向何长工要当年红军大学的教材。为此，何长工和他订了一个“君子协定”：红大教材可以拿走，但是，军事学院出什么教材也要送一套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