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世界瞩目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古丝绸之路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而且成为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关键词】汉代 丝绸之路 丝路精神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西汉君臣期望实现“德教之被四海”
西汉前期主要是休养生息，“与民休息”经济政策造就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汉武帝即位后，政治上继续实行文帝、景帝的削藩措施，先后颁布了“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等诏令，这实际上等于把“封国”的地位降至地方一级的“郡”，诸侯王实际上也沦落为虽仍保有封地内的“衣食租税”之权、却无法参与政事的一般贵族。此外，对郡国豪富强制迁徙，“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这些措施的推行，使汉初以来诸侯割据、威胁中央局面得以结束，对巩固国家统一、强化中央集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它也为汉武帝推行以财政为中心的一系列社会综合改革铺平了道路。
汉王朝北部疆域，文景以来由匈奴入边烧杀抢掠而造成的扰民之害，不但没有因为西汉政府实行“和亲”政策而得到根本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反割据”任务完成，特别是传位到武帝的西汉正当国力强盛，已具备条件着手“反侵扰”，把匈奴酿成的边患彻底消除。
经济上，“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
意识形态上，汉武帝以“尊儒”立“汉家制度”，用“有为”进取的大政方针替代了汉高祖至文帝、景帝一直坚持的“黄老无为”治国理念。从《天人三策》来看，武帝在策贤良文学诏中提到：“德润四海，泽臻草木……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连上三篇策论作答的董仲舒进言：“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先秦时代，在纯属于想象的“天圆地方”这种宇宙观上，形成了所谓“天下”的轮廓定式。由此说来，再联系“汉兴，海内为一”，则“海内”意味着“天下”的陆地版图，那么“四海”相当于“天下”的边缘，或“方”的四个指向，即四方。西汉君臣期望实现“德教之被四海”。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
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从总体上说有前后两个时期。公元前133—前119年，是武帝前期对匈奴之战。公元前103—前90年，是武帝后期对匈奴之战。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率100余人通西域。这时，武帝前期对匈奴之战尚未爆发，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奉命通西域。这时武帝前期对匈奴之战已经结束，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
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也是始于汉武帝时代的陆上丝绸之路，还可以看作北方陆上丝绸之路。作为西汉王朝的使臣，张骞曾到达许多国家，如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康居（今阿姆河北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地区）等国，并且与这些国家建立了通商关系。在北伐匈奴的前后，汉武帝还南融闽越、南越等。据《汉书·地理志》的又一条记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厓郡。”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是合浦郡的徐闻县。
开辟陆上和海上南北两个方向的丝绸之路，如果从深层次来理解，有可能是基于天子掌控天下的传统思维定式，汉武帝要为大汉帝国寻找一条可持续的对外发展道路。除张骞外，西汉王朝还多次派使臣前往西域。他们还到达了安息（今伊朗高原及其以西地区）、身毒（今印度）、条支（今伊拉克境内）、大秦（即罗马帝国）等。东汉王朝于公元73年曾派班超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首都洛阳为起点，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海船经南海，通过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航行，也可以说，自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往南海通向印度和斯里兰卡，以斯里兰卡为中转点。
汉代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经济交流
随着西域的丝绸之路的畅通，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在轮台（今轮台县东南）和渠犁（今库尔勒县西南）设立了使者校尉，管理西域的屯田事务。这是西汉政府在西域第一次设置的官吏。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央王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
公元73年，于阗归附东汉。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公元91年，北道的龟兹、姑墨、温宿归附东汉。西域都护府设在龟兹，班超坐镇北道，西域长史徐干屯兵疏勒。公元94年，西域50余国归附东汉。
通过丝绸之路，内地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西域，对当地生产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西域的音乐和乐器等也传入内地，丰富了内地的文化生活。从中国输往西域的货物，以丝织品和金属品为主。如四川的蜀布，由商人从印度传到大夏（今阿富汗北）。从西域输入中国的货物以马匹、谷物、水果为主。如葡萄、苜蓿、蚕豆、胡桃、胡萝卜等植物产品原产于中亚一带，通过丝绸之路被移植到中国。
陆上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的丝绸等物远销至大秦，但要经过安息的商人转销。东汉桓帝年间，大秦国王曾遣使来中国，经波斯湾到达印度河口，沿印度西海岸、马来半岛，经苏门答腊，到达现在的越南登陆，最后到达洛阳。即史书记载的：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丹敦遣使自日南徽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这种友好往来，突破了斯里兰卡的中转，是接通了海上远洋东西航线直接进行的。
中国的炼铁术、掘井法也传到了中亚。中亚各国的安息杏、汗血马以及一些重要的农副产品也相继传到了中国。
总之，汉代开辟了对中亚、西亚、东南亚以及西欧、罗马等地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对密切各国间的联系，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汉代丝绸之路的丝路精神
两汉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把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中国、安息、罗马等联结起来，并使这些国家以其经济和文化的最高水平互相吸引。这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畅通期。
唐代后期，西北地区被吐蕃与回鹘交替控制，随后东北少数民族的崛起导致了宋、辽、金、夏的长期对峙。中亚阿拉伯兴起，唐王朝基本上放弃了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经营，中亚落入伊斯兰的手中，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
总体上看，历代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分三大航线：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朝鲜、日本；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东南亚诸国；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形成于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但在明中叶和清前期因海禁而衰落。清前期又长期“一口通商”，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只有广州是进出港。
国际和平，国内安定，开放、合作，是丝绸之路保持长盛不衰的主要因素。相对于探索“经济的文化底蕴”，我们会反思西汉治国方略的转型。衍生出稷下道学的黄老之术，在西汉前期受到统治上层的青睐。到了西汉中期，董仲舒建议用儒术来强化“无为”，而汉武帝的本意是要以“兵强”达到“德昌”。参考远古传说，“五帝德大能禅，以民为子，成于天下，无为立号也”，以民安实现“天下治”。但不要忽略，“兵强”也是保证民安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可持续的对外发展的先决条件。所以，汉武帝认定必须“有为”，并通过思想观念引领政治经济改革。
“文命，敷于四海。”治理天下，需要《春秋》说的“大一统”，这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政治方面是天下“大一统”，思想方面是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改变为“持一统”，亦即“统纪可一”，从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或者说，从“天下”观的角度出发，“大一统”可以理解为天下是一个整体，其成员互有影响；“大一统”也可以理解为共识。事实上也正是，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通过丝绸之路的友好交往，总可以达成共识。
理念和物产都需要“走出去”和“引进来”，中原文明是通过丝绸之路向四周传播。公元前2世纪末，古代希腊、罗马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获知中国，他们把丝绸称为“赛里斯织物”，将东方盛产丝绸的民族称为“赛里斯”。公元1世纪中期，地中海地区的人们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得知东方有个被称为“秦尼”的国度。有学者还根据对欧洲早期地图的研究得出结论：在欧洲，丝绸之路的兴盛促进了知识的繁荣，丝绸之路的衰落导致了知识的退化。
有学者认为，谋求和平、商业诉求、传道弘法是丝绸之路的三大动力源。有学者分析了丝绸之路的辐射力：在明代以前，中国始终是当时世界上政治制度先进，社会经济发达，思想文化博大精深的先进国家。中国始终是以先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输出国的姿态而出现或存在的，呈现出明显的中华文明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辐射和扩散的色彩。这种辐射和扩散是一种进步文明向不太进步地区的自然辐射，是一种高势能文化向低势能文化渗透与浸润的自然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地区的进步与发展，基本上是各国间的和平、和谐发展。
今天，古丝绸之路的东段即“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已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2项和第33项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申遗名单”里中国境内共计22处申遗点，其中与汉代丝绸之路相关的有：陕西省的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张骞墓，河南省的汉魏洛阳城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甘肃省的玉门关遗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交河故城等。
在世界瞩目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古丝绸之路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而且成为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正如“一带一路”倡导者所指出的：丝绸之路作为人文社会的交往平台，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各个国家之间形成了“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丝路精神。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②（西汉）桓宽陈，桐生译：《盐铁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③（东汉）班固，张永雷，刘丛译：《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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