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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国建设的中国方案

核心提示: 文化体制的强大生机、充沛活力,在于中国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机与生命,在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使命与追求,在于不断合乎时宜地进行变革、调整,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分则分、该合则合,该繁则繁、该简则简。

【摘要】文化体制的强大生机、充沛活力,在于中国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机与生命,在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使命与追求,在于不断合乎时宜地进行变革、调整,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分则分、该合则合,该繁则繁、该简则简。

【关键词】文化体制  中国文化  社会主义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文化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循序渐进推行重视顶层设计、强调深入全面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科学化程度切实提高,体制更加合理、机制更加灵活、组织更加优化、活力更加充沛、特色更加鲜明,为在全党全社会营造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文化氛围、思想环境,做出重要贡献。

文化体制的活力呈现

文化工作高扬改革旗帜、聚焦发展主题,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市场规范有序,文化传统延续更生,文化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文化体制的强大生机、充沛活力,在于中国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机与生命,在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使命与追求,在于不断合乎时宜地进行变革、调整,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分则分、该合则合,该繁则繁、该简则简。

高层高度重视,持续发声给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国家强盛以文化兴盛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等一系列座谈会,以及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的开幕式,发表的重要讲话,作出的深刻论述,为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文化工作高扬改革旗帜、聚焦发展主题,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市场规范有序,文化传统延续更生,文化治理水平显著提升。《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工作的新论述新判断新指示转化为工作思路和任务要求,具体化为保持文化发展改革良好态势的宏伟蓝图。

改革永在路上,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向改革要活力要动力,由改革致发展致繁荣。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机构的分合拆并,属性的辨析论议,单位的分门别类,都是根据构造科学合理的文化体制的需要,都是根据改革的时代步伐调整,都是根据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文化体制由渐进性调整,到试点探索,再到全面推行改革,形成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并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并重,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并进,基本权益、个性需求并存的崭新局面、活跃气象。

文化发展格局更加科学合理。基本形成气度阔大、要素健全、功能强大、优势互补的文化发展格局体系,主要有立足资源优势、便于产业集聚、避免同质竞争、利于长远发展的文化行业分布格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权配置格局,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外来文化为补充的文化资源构成格局,创新、改革、消费并举的文化动力生发格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官民并举、多路推进的文化对外传播格局。

文化创造力充分释放。各方面积极性有效调动,创造活力高度迸发。各种市场主体、市场要素、文化单位、文化机构、文化企业、社会力量,在建设文化强国中各尽所能、各用所长。同时,在放开中有原则、有规矩,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文化生产力大幅提升。文化生产方式、文化消费方式明显变化,生产能力、消费能力相应增加。文化贸易逆差逐渐缩小,顺差稳步增加。特色文化企业遍地开花。骨干文化企业、龙头文化企业在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方面进展明显,产品生产能力、市场占有能力大幅提升,从团而不集的分散文化企业,到集而不团的捆绑式整合,再到控之有序、分之有度的真正一体化的大型企业集团,文化企业组织水平、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充分释放文化生产力,推动“互联网+”、“文化+”,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细分有效受众群体,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文化需求的能力大为增强。

文化实力显著增强。在国际文化交往中的文化话语权、议题设置权、规则制定权明显增加。强调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资源共建共享程度不断提升,基层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百姓文化素质明显提升,文化发展的土壤、环境明显优化,培育出了更加强大、更加广泛的文化消费能力,营造出了更加广阔的文化市场、文化消费空间。文化市场秩序更加规范有序,市场环境更具开放性、吸引力。

文化资源有效开发。中国元素、中国符号在海外文化市场的成功开发、运用,引起极大关注。花木兰成为好莱坞动漫影片的英雄形象、大熊猫成为银幕主角。到了影片《长城》,中国人已经主导了中国元素、中国符号的选取、表达。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大的认可和尊重,中国文化资源得到越来越多的开发和利用。

文化人才充分涌现。人才队伍更加壮大,人才细分更加丰富,人才价值更被重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尽其值的意识更加强烈,中国人才的国际认可度明显提高。

文化产品量大质高。作品数量大幅增加,电影、电视剧、小说的产量,均居世界前列。对示范性、引领性原创精品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文化奖项名实兼备。文化奖项从求奖到颁奖,从四处到国外寻求获奖,偶然收获喜形于色、喜不自禁,到主动布局、大量设置世界性奖项。国门初开时,中国影片、中国影人获得柏林、戛纳、威尼斯世界三大电影节的多项大奖,让一些人欣喜若狂地认为是中华文化被认同了。求求你、表扬我,向西方求奖的心态强烈外露。国门敞开、国门常开后,中国人设置的国际性奖项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赶场参赛到忙于颁奖,快来吧、有大奖,开始成为外国人的心态。中国奖项,世界瞩目,中国成了国际奖项目的地。

文化管理更加高效。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由办文化到管文化,政府和文艺团体的关系从“给钱随你演”变为“演好我出钱”,在加大文化投入的同时增加了补贴文化活动的力度。简政放权,制定文化权力清单。提高技术监管水平,提升技术监管比重,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提质增效。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推进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

文化影响明显扩大。从简单的“文化走出去”,升级为务实的“文化走进去”,稳步打造让华人华侨和国外民众认同中国文化、传播中华文明的文化品牌。电视台、通讯社、报刊社等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布局海外分支机构落地工作。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顺利推进,截至2016年底,在全球范围内共布局建立了30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11个。国产出版物的市场影响力扩大,覆盖到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电视团队远涉重洋实地取景,中国面孔、中国声音、中国影片走向世界各地。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量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图书展等,以多样多态多彩的文化交流合作,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更加方便、及时地看到听到接触到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重文化自信,也重文化他信。他信基础上的自信,才是更有说明力、影响力、感染力的自信。

文化体制的鲜明特色

谁不重视体制问题,谁就会步履沉重而艰难。然而,体制不是无关紧要的,但也不是万能全能的

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举世瞩目、备受关注与尊重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下,文化体制也以其鲜明特色、突出特点,引起世界重视。

政治导向、价值取向、发展方向相统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很长时期内,文化体制遵循的原则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一定程度上,文艺成为政治斗争的晴雨表、风向标。改革开放初期,西风东渐、西学强劲,文艺的审美属性、商品属性得到突出和强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认识从回避到正视,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强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强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文化工作,强调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体系性与组织性相结合。党委的宣传部门,政府的文化、新闻出版广电部门,作为群体团体的文联、作协,军队的文工团系列,以不同方式把不同文化职能细分归类,把不同文化人才、文化群体分门别类集中、团结起来。这种严密的组织体系,便于运用组织的力量、发挥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快速且高质量地搞出传世大作,如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文艺表演,APEC、G20峰会等大型活动的文艺表演等。

灵活性与时代性相兼顾。根据时代发展和工作需要,及时成立专门机构和部门,负责新型文化业态、新兴文化业务。例如,文化部抓住风气之先,及时成立文化产业司、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持续地、机制化地推动了文化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迅猛发展。原广电总局增设电视剧司,及时应对了激增的电视剧数量带来的工作压力。甚至成立新的省部级机构。在信息社会,得网络者得天下。为全面加强对网络空间的管理,专门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并将小组办公室设置为省部级机构。

社会效益为首与社会责任当先相一致。在重视经济效益、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社会效益、社会价值、社会责任,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不放弃、不偏颇。

专业分工与协同发力并举。一方面,“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是文化管理中的明显特征。例如,动漫、网络等,不仅是多头管理,而且是分段管理。好处是避免一家独大,缺点是遇到好处抢着上、遇到矛盾抢着躲。另一方面,通过部际联席会议、部际联系机制、部行合作机制等议事协调机构和机制,在协调问题、统一认识、协同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文化部积极推动建立部行合作机制,先后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签订《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合作备忘录》,以多种方式联合金融机构发展文化金融,为优质文化企业提供全方位、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为贷款难、担保难的中小微文化企业解燃眉之急,既充分发挥文化部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政策制订、组织协调等优势,又有效释放银行业的融资渠道、服务手段等优势,引导银行业支持文化工作,带动各类社会资本投入文化产业。

精简机构与因事设职并存。文化体制的变革,除了与经济体制变化相适应,还与政治形势紧密相关。总的变革原则和发展方向,是市场化、专业化、信息化。改革开放初期,需要更多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强调机构分设。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提倡大部制,强调机构精简。由合到分,由分到合,文化体制紧密呼应政治形势的需要。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转企改制的推行,出现了许多文化企业,国有文化资产的监管提上工作日程。中宣部会同财政部,推动成立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旗帜、意识形态属性等方面对文化体制的自觉坚持,在机制运转、生产经营等方面对文化体制的主动变革,既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表征。然而,体制不是无关紧要的,但也不是万能全能的。不要以为建立了、进入了一个好体制,就可以万事大吉、一劳永逸、高枕无忧了。同样的体制、同样的环境,谁不积极进取、谁不兢兢业业,谁就会面临失败的深渊、罩上淘汰的阴影。谁不重视体制问题,谁就会步履沉重而艰难。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新华网,2017年5月7日。

责编/潘丽莉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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