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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钱端升塑像 图片为资料图片
钱端升（1900—1990），法学家、政治学家。192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归国后，在清华大学讲授政治学、宪法学。1927年春季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同年秋季应聘为中央大学政治系副教授。1930年回清华政治学系任教并在北大兼课。1937—1949年，四次应邀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其中1947年10月至1948年，钱端升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政府与政治。回国后于北京大学任教，1949年5月，被任命为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钱端升参与北京政法学院筹建并担任首任院长。同时，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副会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外交部顾问，致力于新中国法制建设。1954年，钱端升被聘为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1974年，出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及法律顾问。“文革”结束后，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主编法律学丛书。1981年，应聘任外交学院教授。同年，加入共产党。此后，他还担任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政法大学名誉教授等职务。撰有《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德国的政府》（1934）、《法国的政府》（1934）、《比较宪法》（1938）、《民国政治史》（1939）、《战后世界之改造》（1943）、《中国政府与政治》（1950）等学术专著，合著有《比较宪法》《民国政制史》等。
编辑《钱端升全集》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2006年12月11日，我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份我主编的《钱端升全集》清单。
但有想法易，实现想法难。过去十年间，我曾数次努力，试图推动《钱端升全集》的出版。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成果，是2009年在曾健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钱端升的《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法国的政治组织》。
2012年时，我在荷兰格罗宁根见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黄进校长，他当时专程来荷兰参加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聊及编辑出版《钱端升全集》的想法，黄进校长表示支持，并且建议放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5年5月回国后，我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刘海光主任聊及图书策划，聊到这套书，想法一拍即合。接下来，我们即共同致力于国家出版基金的申请事宜。刘海光和他的团队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再加上这套书的基本文献都在手头，“上下同欲者胜”，种种有利因素叠加的最终结果，便是这套丛书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资助。
进入2016年之后，这套《钱端升全集》的编辑工作便慢慢展开了。由于近几年，不同的国内出版社曾出版过钱端升的部分作品，如《民国政制史》《比较宪法》《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等，因此版权问题的解决花去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了不影响进度，我与出版社编辑商量，先行录入、勘校不存在版权问题的钱端升早期发表在《益世报》《今日评论》等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以及早期出版的图书，力争双管齐下。
而在版权问题解决后，我便全身心投入到《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和《文选》的编撰整理工作中去，当时已是2016年10月，距离为2017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献礼的出版计划，只剩半年时间；考虑到春节因素，实际可利用的时间更短。我们的编辑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节奏下进行的。
一
关于钱端升，我写过一些文章，先后收录在拙著《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以及《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中。由于常年关注钱端升，且在过去十年间一直停停进进地编辑《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我对钱端升应该说十分熟悉。只是越熟悉，反而越无言，不知道如何下笔。当试图介绍先生生平时，常有“掷笔四顾心茫然”之感。
在我看来，钱端升的人生历程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0—1924年。弱冠之龄之前，钱端升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求学中。到1924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归国，他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政法学界凤毛麟角的青年才俊。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当然是其博士论文《议会委员会》，这理当是钱端升在学生时代的最高成就，甚至可以说是他终其一生纯学术层面的最高成就。
第二阶段：1924—1952年。这28年时间，是钱端升一生中精神上相对舒展、学术上成果丰硕的时期。钱端升先后辗转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哈佛大学等一流学府。1948年底，钱端升从哈佛大学回到北大，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除了在课堂上教书育人外，钱端升先后著有《法国的政治组织》《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战后世界之改造》《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等学术著作，另外增订并与王世杰合著《比较宪法》，与中央大学法学院同事共同编订《民国政制史》，另有学术论文若干。
1949年之前的钱端升在民国言论界建树亦颇多。执教之余，他笔耕不辍，二十多年间辗转于《北平晨报》《东方杂志》《现代评论》等民国时期思想舆论界的主流报刊，尤其曾在1934年主持《益世报》社论主笔半年多，抗战期间与西南联大同仁主办《今日评论》杂志，发表了大量政论，对时代问题有切中肯綮的见识与建议，成为民国言论界的旗帜性作者之一。
除了学术研究与言论救国，钱端升身上还有一个明显的标签，那就是对现实政治的参与。钱端升本人从未在国民政府时代做过行政官员；他热衷或者乐此不疲的状态，似乎就是以学者身份积极参政议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钱端升、胡适、张忠绂曾应国民政府派遣，前往欧美推行民间外交。除此之外，钱端升在抗战期间一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通过这种方式陟罚臧否时政，蒋介石“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对于钱端升这类知识分子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毕竟日寇当前，也就听之任之。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在引发“一二·一”运动的11月25日的时事晚会上，钱端升顶着当局特务的机关枪而发表演讲，铁骨铮铮，英姿飒爽，颇值后人景仰。
第三阶段：1953—1990年。1952年底，钱端升奉命筹组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曾参与新中国1954年宪法的起草，活跃于中国外交领域、高教领域，以民主党派身份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钱端升彻底平反，于1981年如愿以偿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耄耋之年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发挥了余热，最终于九十高龄驾鹤西去。
纵观钱端升的一生，恰似那汹涌江水，在历史的河谷中纵横腾挪。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层面，还是人生智慧的汲取方面，钱端升都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值得探索的迷宫，希望《钱端升全集》的出版能为后来者“解码”钱端升搭桥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