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1907—1998年），字恭三，山东临邑人，历史学家、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要创办人。创史学“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之说，影响深远。现代宋史研究奠基人、中国宋史研究会首任会长；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兼备，擅长写作历史人物谱传，有“四传（传主陈龙川、辛弃疾、岳飞、王安石）二谱（谱主韩世忠、辛弃疾）”传世。著述被整理为十卷本《邓广铭全集》。
邓广铭
业师邓广铭（字恭三）先生在我国当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论者已多。英年早逝的刘浦江学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一文，总结最全面。今年是恭三师诞辰110周年，与其所创办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成立35周年。回想当年燕园问学，先师耳提面命，循循善诱，犹如昨日。
（一）
现代学术研究各不同学科的发展，除了受社会时代背景的影响外，一个相当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在其创立与发展初期，一些核心学者的引领性作用。自然领域各学科如此，社会及人文领域的各学科也莫不如此。
我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也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尽管我国传统史学对近代史学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不过近代史学并非传统史学的自然延续，而是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之下新创建的。在这一过程中，当代宋史学科或曰新宋学的建立，是颇为受人关注的。一方面，前人对宋以前的历史已有不少研究，而宋以后的历史则不然，基本只有史书的编纂和史料的考订，没有史学可言，所以在20世纪之前就谈不上什么宋史研究。尤其是正史之中由元人所编纂的那部《宋史》，卷帙最为繁多，缺误也最甚，历来饱受批评。另一方面，如陈寅恪先生之所言，中国传统文明造极于赵宋之世，元明以来，虽然渐次衰微，然馀绪不绝。
因此，1943年，恭三师在艰苦卓绝的大后方抗战环境中，完成其代表作《宋史职官志考证》，陈寅恪先生欣然为之作序，认为“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视“新宋学”的建立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标志，赋予了它极为重要的意义。以至后来季羡林先生说：“熟悉陈先生之为人者，都知道，陈先生从不轻易月旦人物，对学人也从未给予廉价的赞美之词。他对恭三的学术评价，实在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
两年后，1945年下半年，当时中国刚刚取得了抗战的胜利，百废待兴之机，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撰写了《当代中国史学》一书，归纳、评点新史学的发展现状，以为民族文化的复兴作铺垫。他在其书下编第一章第四节《断代史研究的成绩》一节中指出：“宋史研究的成绩……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这实际上就是肯定了恭三师作为当代宋史学科主要创始人的地位。
顾颉刚先生的这一判断，是在列举了恭三师的《宋史职官志考证》《岳飞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以及《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等论文之后得出的。这也就是说，在顾先生看来，恭三师的这些研究论著，使国人对宋代历史的认识，引向了近代式学术研究的路子。所以后来王曾瑜先生就认为恭三师所撰写的岳飞传，“是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对岳飞的科学研究”。
当然，观察近代史学之中“新宋学”这一学术领域的创立，不能局限于其早期的初步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陈、顾两位先生的评价，更多还表达着一种期许。恭三师后来刊布的大量论著，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他对宋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整体布局的考虑，以及对学界的引领作用。在这一方面，恭三师在他的《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中，有过相当清晰的梳理。
在说明了他自己为什么选择以宋史为毕生的研究领域，是“为我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所规定了的”这一原因后，恭三师归纳自己具体的研究议题，“我的研究取向则是倾斜于政治、军事、学术文化诸方面。就此诸方面的静态现象说，是一些典章制度之类的东西；就其动态现象说，则离不开从事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等事业的人”。这样一个研究范围，除去在多种因素影响之下、于20世纪后期才赢得学界更多关注的社会史等领域外，几乎就是涉及了当年关于两宋历史文化研究的所有方面了。
不过在我看来，恭三师对宋史学科体系的规划，还更多地体现在他一再强调的，应该视辽、宋、金、夏各王朝史为一个整体展开研究，即所谓“大宋史”的理念之中。对于在“大宋史”的范畴内展开学术研究，恭三师是身体力行的。他的《自选集》，就选录有《〈辽史·兵卫志〉中〈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大事目考源辨误》与《〈大金国志〉与〈金人南迁录〉的真伪问题两论》这两篇在辽金史领域的代表作。所以漆侠先生认为在宋辽夏金断代史方面称得上通才的，只有恭三师一人。
只可惜，引领者常不免孤独，今天宋辽金夏史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仍分多于合，与恭三师“大宋史”的理念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因此在研究领域方面不断拓展视野，触类旁通，是我们今后应该努力的重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