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个学术领域的学风建设与方法引导，对于它的健康发展往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因此也是恭三师极为关注的方面。
1980年10月，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召开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并从此形成了选编大会论文出版《宋史研究论文集》的传统。在首届代表大会上，恭三师被选为会长，后来他连任三届。在他作为主编为年会论文集所撰写的那几篇序言中，几乎无例外地都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
所谓实事求是的学风，既是一种根本性的思想取向，也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方法。恭三师在他的《自选集》序言中就明确宣布，“我所写出的文章，只是阐发我自己的见解，而绝无代任何一位圣贤立言的教条主义的八股文式的作品；而且只是实事求是地，以符合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而绝不去东拉西扯，生搬硬套，并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还特意举了自己所写的《唐宋庄园制度质疑》一文来作说明，认为有些人学取日本某些学者的办法，将出现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度搬到中国来，“不免太践踏了历史”。如果说这只是体现了他对自己治学所奉行的“高明者多独断之学”的原则，那么，时值“文革”结束不久、思想文化各界都反思教条主义流弊之际，恭三师在几篇年会论文集的序言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回应时代要求的同时，更殷切的当然就是希望为整个宋史学界建设健康学风、引导科学方法，来贡献自己的努力。
在1987年年会论文集中，他更是撰写了题为《学术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的专文，作为论文集的代前言。在文章中，他以学术史上关于土地制度与农民起义研究这两件事情为例，来说明克服教条主义、“理论运用的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且直言，正是理论运用的教条主义，“拖延了我们史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同时，还举了关于王安石思想研究的例子，来说明“使用资料的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我当初投入恭三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时，就被他安排了写作一篇类似于“入门测试”的命题作文，讨论宋代的货币地租问题。
在存世的宋代文献中记载有不少农民以钱币交纳地租现象，有一些学者对此有专文讨论，认为宋代出现了货币地租，意义重大。那样的论断，当然是因为他们参照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所归纳的欧洲中世纪地租形态的发展模式，认为从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地租形态的这种进化序列，反映了社会形态的演进。等到货币地租占地租形态的主导地位时，“整个生产方式的性质就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换言之，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也就从中产生了。我在恭三师的指导下，经过细心的“考索”，才发现宋代文献中所记载的农民以钱币折纳地租的现象，集中在他们所承佃的官田地租上面。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则是政府出于财政调拨的需要，强令农民以钱币折纳地租，并不是农民的生产已经商品化了，自己主动地出售产品换取货币，才导致以货币纳租现象的产生。因此，宋代农民交纳钱租只是一种表象，他们更为实质性的生产形态并无多大变化，也就无法与经典作家所关注的社会形态问题产生关联。这就证明了，仅看到农民以钱纳租，就认定具有“重大意义”，是学术研究中比较典型的未能“实事求是”的教条主义现象。由此可见，恭三师以讨论宋代货币地租为中心，向我布置命题作文，其目的就是为了指导学生摆脱教条主义，养成实事求是的学风。
恭三师对于我完成的那篇测试作业大概是满意的，因此后来他在1992年年会论文集序言中，在再次谈到实事求是学风重要性，举出宋代农民以钱币纳租的例子时，认可了我在文章中对这种现象拟定的一个概念：“折租”。他说：“照我的意见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史上，根本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成份，是由外国的经济侵略带来的。……直到全国解放之前，也没有出现实行货币地租的地方。唐宋以来出现的折租，决非货币租（它与《资本论》所说货币租发展于农业最发达的地方的是不符合的。这也是教条主义的余波，是硬要把曾经再现于欧洲的一种情况套用在中国）。”
如果说近年来我国的宋史学科学风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那无疑是与恭三师多年来的这种努力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