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 》（ 2017年08月29日 24 版）
1984年，姜亮夫先生在82岁高龄时，受教育部委托，在杭州大学开办了高校第一期敦煌学讲习班。学员是二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青年教师。姜先生本不是强健的体魄，为了讲课，真是用了大力。每次上课前，老人家静气闭目，打坐般地打腹稿，上完课，还得静休一天两日才得复元。日后，这次讲课记录被学员整理为《敦煌学概论》出版。至今，这一册小书一版再版，出过不下5个版本。
这本小书，成文不过30余年，从经典的定义上说，真是算不得久远，但书是跟着成书的人走的，人是经典，书也就经典了。与时空相隔却永存的文字，那种字句背后的直立感、醇厚的陈年酒香，逼着你要把一本小书读厚了，才略略敢说：“总算读懂了一点。”
这本书讲的是“做学问”，用研究敦煌做了范例。姜先生一辈子的学问，是拿到什么都可以研究起来。儿时父亲见他读红楼，要求他既读了，就要研究，他就做了一篇红楼人物关系表，可算作是第一个“研究成果”。从此一生，只要有一张安得下的书桌，有一支笔，他就什么方向都有兴趣钻研下去。比如敦煌，每一件东西，无论是从宗教、儒学、艺术或是人物，都可以深深研习下去。什么年代卷子用了怎样的规矩抄？用了怎样的“纸”去抄？谁抄的？为什么读了6000卷忽然这一卷上会有一点胭脂红？每一个“为什么”，姜先生都想理清了，明明白白告诉后人。他说“整个敦煌文物都在说明与中国全部文化有关系”。
敦煌是姜先生自少求学时就知道的。老师指点他读朱疆村的《疆村丛书》，告诉他书中收的第一种词集是在敦煌发现的，这是他第一次知道敦煌留下了很多宝藏；后来师从王国维，又时时得到这样的指点：“这个东西敦煌卷子里有，你们去看看吧”，于是，他经常去清华图书馆找敦煌的东西看；再后来，上世纪30年代，姜先生用自己教书攒下的钱去欧洲游学，本想在巴黎大学读考古学博士，但几十个博物馆看下来，学习了欧洲学人研究古代文明的方法，看到那么多中国的宝贝在那里睡着，又遇见了北京图书馆公派欧洲的老友王重民和向达，于是，他学位也不要了，自费加入他们。姜先生承担敦煌卷子中汉语音韵的部分，而他自己把工作扩大了一点，还做了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的工作，把能找见的那些宝贝，或拍或摹，哪怕是抄，也要抄了回来。为了从积附了旧年灰垢的卷子上多看出一个字来，姜先生需得十分小心、一点一点粘除经卷上的污迹。他的视力，就在那时候无可救药地坏了下去，待得后来重执教鞭，所有学生无一例外记住了他厚如瓶底的眼镜片和把文字贴举在眼前读的样子。
姜先生自称是个“戆脾气”，认准的路，就要一直走下去。1937年，姜先生经西伯利亚从满洲里回国，到北京是“七七事变”前三天。带回来的东西在满洲里全被日本人拿走，幸好敦煌学资料和考古学资料是另委托了公司寄回而保存了下来。从北京到杭州，又到上海、苏州、西安、四川，在国难中遑遑奔波，他见到日本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两万册存放在宝山路的藏书化为灰烬，后又有大部头手稿毁于邮车被炸。他在回忆中提到这些事，感慨一介书生不能在战场上抗敌，就要坚持自己的学问，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把敦煌研究做下去，这是一个学者非完成不可的工作。
自此，姜先生沉浸故纸堆中，从理清源头开始，先完成了大体量的《敦煌志》，单是总论部分就出了单行本《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又完成了《瀛涯敦煌韵辑》24卷；《敦煌学论文集》一册，由于《敦煌志》文稿由西安寄往成都途中毁于一旦，这一部论文集是留下的“零零碎碎的稿子”集成；第四本是《老子道德经卷子的研究》；第五本是《莫高窟年表》。每一部都是皇皇巨制。
姜先生非常强调“自制”工具书，先做校录，再做研究。他认为，做工具书是每一个学人应当负起的责任。他做《老子道德经卷子的研究》时，把国内国外所有敦煌道德经卷子都抄录完整了，一一校录，研究了《道德经》的版本差别，为什么敦煌卷中《道德经》抄写的纸都是最讲究的，1000多年了，拿出来还是会发出金石之声？《道德经》的写僧大多是佛家名僧高僧，其中的文化背景又是什么？敦煌卷子，姜先生看过6000多卷。在做《瀛涯敦煌韵辑》校录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卷子上的一个红点。这一点胭脂红，成就了姜先生的一个中国文化史范畴的考证研究《吴彩鸾书切韵事辩》。
姜先生说：“每研究一样东西，一定会牵涉到若干问题。在我们文化史上要有一点发现是不容易的。抓住一个敦煌卷子，可以做一辈子的工作。”而我们，只是读姜先生这一本小书，便觉得落入了一个无底的“坑”，觉得有无数的书要读，有许多的课要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