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界三十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释不断开出新路，已经实现了广泛和深刻的突破，发掘和发展了诸多热点，也分化形成了多种解读的范式。改革开放新时期提供了开放多元的社会和学术环境，在哲学领域首先造成的就是“西学”再次“东渐”的浪潮。希望从过去未被考察(至少是未被重视)过的资源中寻求出路，援“西学”入“马”，以“西学”来解“马”，作为资“马”之鉴，寻求出“新”，成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的重要路径。概而言之，这种“以西学解马”可以分两种：一种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一种“启蒙主义”式的解读;一种是以西方现当代哲学为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解读。
一、“启蒙主义”式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一种“启蒙主义”式的理解，这一理解路向是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立场一样，主张一种人本主义的理念，推崇“人性”和“人”的地位、意义、权利、尊严、价值等。在理论论证方式上，这一路向往往表现为对“青年马克思”的格外倚重，或者虽然关注和援引马克思成熟时期以及恩格斯列宁等其他经典作家的学说论断，但实质上以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一些思想和表述为核心，作为基本的统摄性的理论资源。同时，这种解读方式往往又引入如康德等西方近代思想资源，解读、补充、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以反对其所认为的旧哲学和旧政治意识形态教条，乃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去”。用“启蒙主义”范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现实基础可以是归结为对西方业已实存的那种“人的自由”的表现形式即实存的现代化道路的推崇，而在哲学上的具体表现，则是回到了西方近代哲学的某种形态，不同程度采纳其具体的观点内容或其根本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被看作西方近代哲学大潮中的普通一支脉。
（一）“新启蒙”的意识形态想象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启蒙主义”式的理解，是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叙述的最早的一种理解路向，其发端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思想界普遍兴起的“新启蒙”思潮。作出“启蒙”式的理解，提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口号并进行理论阐发，首先是出现在思想文化、法权观念领域，进而指向政治的上层建筑领域。这一思想路向，倚重于对“青年马克思”的再发现，将马克思塑造成“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这些做法是有其时代根据和内在理路的，它是中国历史语境下的必然产物，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的历史起点的产物。我们甚至可以说，不经历这样一个否定的阶段，也就不会有对马克思主义真正加以坚持和发展的否定之否定成果。其实，马克思本人在其思想早期，在普鲁士落后的但处于变革前夜的社会形态中，也正是立足于近代西欧启蒙主义的思想基础，从最初对康德和费希特法哲学体系的信仰，进而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再到吸收当时某些尚属粗陋的共产主义者的学说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重要影响，对顽固的封建势力，对宗教和政治进行理论批判，并在理论上提出对未来新社会的演绎和构想。以此来看，启蒙主义的理解路向，在历史和逻辑上都是必然的一个环节。
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时代思想合唱之中，主要的理论工作方式还不是自主建构，而是对西方思想文化著作进行大规模译介，攀援其上进行自己的阐发。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广为传播的如“文化：中国与世界”“新知”“走向未来”等著名的丛书册子，本身题目就有着打开国门、打开视野的“启蒙”之寓意。就像有学者评论的：
“新启蒙”时代的学者们“不是从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而是从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变革的需要出发，从他们对于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和历史使命的理解出发，投身到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的组织工作中去。对于他们而言，这绝非技术性的工作，也不是学术性的工作，而更是一项思想性的工作，一项精神启蒙的工作”。
而在此西学再次东渐的热潮期间，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都不是置身事外的，而是参与其中的双向互动过程。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著作中译本的出版和传播，是当时这种思想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即使是一些原先已经为国人熟知的马克思著作特别是早期著作，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重新“发现”和审视，激发起了国人对青年马克思的时代境遇、青年马克思理论创作的共鸣和有侧重的解读。
反思和批判人的“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境遇及其原因，这是“新启蒙”大潮中的时代议题，而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参与其中，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启蒙主义式的解读，把启蒙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这种解读在更深层面上是“借用”，即借用马克思充当了合法性资源和理论武器。正因为是这样一种借用，所以即使是西学领域的研究者们，也会乐于引马克思为资源，如前述“走向未来丛书”的前言，就是在剥离了“无产阶级”和“武器”的话语之后，套用马克思关于“思想的闪电”击中“素朴的人民园地”的不完整格言。用启蒙主义的视角来解读和“借用”马克思，表面上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去政治化，但是，这种去政治化又包含着自身的另一种政治，另一种意识形态，是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人类解放”退回到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政治解放”。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发展水平的落后，中国近代史上追求民族民主革命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并没有完成例如反封建、反专制的历史任务，因此，需要在启蒙理念的指引下，首先完成思想的革新，追求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成果，尤其是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成果。
归结起来，就如同马克思评价黑格尔哲学中对自然、精神和现实的人的形而上学改装一样，“新启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想象，是意识形态化了的“现代”“传统”和“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启蒙”语境下的“现代”，是等同于“现代西方”，包括对“现代西方”所呈现之结果和所由达成之道路，都只是一种笼统的把握。这种笼统把握的“西方”图景，缺乏分析，也缺乏批判，更加入了很大的想象建构成分，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无意或有意地回避了对笼统的“现代”和“西方”进行明确定性，即加以资本主义的定性。同样，它也意识形态化地笼统对待“传统”，其中也包括了既往社会主义实践的传统，把传统社会主义看作是由封建的、东方专制社会的因素与产生于西方先进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与杂糅。以上两点在逻辑上的必然结论是，被“启蒙主义”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参与到80年代“新启蒙”的时代合唱中的马克思主义，要么被作为过去的迷误残余，受到径直的批判攻讦，要么只是作为被意识形态地改装了的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失去自身独立存在的必要。事实上，从“启蒙主义”路向的后续发展来看，其主流的确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地分道扬镳了，它不能不被扬弃了，它已经被扬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