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失去了资本批判的关键视角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积累到一定程度，在中国参与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实行市场经济原则的条件下，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对外交往空前繁荣。在达成了物质生活的初步丰裕之后，我们才遭受了由现代性所造成的种种磨难，对现代性产生了困惑，进而是对现代性产生抵触乃至拒斥，而不再是仅仅苦于其不发展。这时，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的思想反思有了真正独特的意义和影响力，不再混同于泛泛的“西方先进思想”的想象。这样，后现代主义要求否定现代性的实践方面的积极成果，并否定其发展观和价值观，主张反经济增长、反科学技术、反物质生产的方面，在中国激起越来越多的呼应。我们已经谈到，对现代性可以作两大要素的区分，区分其为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启蒙主义对包含有这两大要素的现代性整体拥抱，后现代主义则是对其整体否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着的工业文明，总是伴随着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更是伴随着社会有机联系的紧密化、复杂化和社会意识形式的高度发达，将这种剥夺感和压制感传导到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因而，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式现代性的激烈批判，对其中的剥削和压迫的揭露，似乎也与后现代主义有了共同语言。
但在直接的外观上，现代性弊病的根源地似乎就是工业生产本身，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工业生产，而至于近几十年以来能源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更是显得似乎生产性、生产逻辑造成其恶果并走到其极限，而资本性、资本逻辑倒似乎是置身事外的。并且我们还要看到，正是在这样的反思现代性阶段，当我们失去了诸多旧时的美好东西的时候，人们才憧憬起前现代性的生活来，激活了中国长久以来存在的崇古和复古的文化传统，流行起了抛弃现代性追求、使中国成为具有特殊性的“非现代化”境地的意念。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并不简单是时间上后于现代性，而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否定，从而它在逻辑上也可以包含了对前现代的崇拜。这样的思想和意念，广泛地渗透和表现于社会大众心理的片段、神话和宗教式的神秘主义文化、文学和艺术等的浪漫主义想象、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之中。
马克思对“物化”的提法，后世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出发的重要发挥，在此阶段也充当了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理论资源，由此构成了马克思的后现代主义立场。这实际即是透过后现代主义的眼镜所折射出来的马克思。卢卡奇本人曾检讨过，他早年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异化与对象化区别开来，因此忽视了对异化现象社会根源的分析。就其前半句而言，这不仅是在检讨中区分了消极与中性，更是抽掉了后现代主义式的解读为“物化”附着上的某种形而上学玄妙。早年卢卡奇是在黑格尔主义影响下解读马克思。对设定绝对精神为主体的黑格尔而言，精神在其运动过程的一定点上异化或物化出自然界，而马克思唯物主义地把劳动者作为主体，物化即劳动力凝结在产品中，资本主义关系下的异化即产品离开劳动者。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以“物化”作为批判对象，要比启蒙主义式的“异化”理论的演绎更加远离马克思的主旨，即物质层面的生产过程，本身不仅不是马克思理论的批判对象，甚至不是其考察对象。“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正如同政治经济学只考察价值的内容，而使用价值只在作出商品两因素的形式区分时涉及，其内容本身则不在考察范围，要由“商品学”来承担。
在剥离了对“物化”本身的误解之后，对“社会根源”的体认是卢卡奇本来就有的，即早年他已经认识到的商品成为普遍现象、商品结构渗透到社会的所有方面。这种商品作为普遍结构原则发挥作用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从现代性的集合中剥离出来，把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区别开来，这是符合马克思的理论主旨的，马克思在临近走向唯物史观之时，即正面地摘录了西斯蒙第的观点，“我反对的不是机器，不是发明，不是文明，而是现代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夺走了劳动者双臂以外的一切财产……”并断然抨击了李斯特对西氏观点的歪曲攻击。而正是在此时，马克思接触到并批判地接受了“生产力”的科学范畴，对现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区分，实际上也正是对应于唯物史观中关键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辨明这组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达成科学的社会主义认识，“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马克思的观点，卢卡奇的认识，同时也是后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是包括前面谈及的有很大反理性主义成分的法兰克福学派所共同遵循的。法兰克福学派绝不是后现代主义者，至于真正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也都不能屈从于后现代主义的对现代文明的单纯否定性，而是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维度，并且这一批判正是建立在接受和依托现代性的工业化生产力财产基础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