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现代主义对待社会的碎片化态度
如果说启蒙主义式的理解带有极大的笼统化特征，那么，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就是碎片化。这可以追溯到它自产生的初期，就是处在西方近现代历史场景的急剧变化中，是处在西方的没落感、自身的渺小感和对人类未来的茫然无措状态下的，其最初一种表现是仿佛末世的悲观主义。而与后现代思潮的先驱人物时代略有交集的晚年恩格斯，也曾发出过对世界大战这样的人类浩劫的忧虑，但其主流则是革命的乐观，是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那么，后现代主义在其日后对人之生存的哲学追问，当代中国一些论者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作后现代路向的理解，又能否得出新的结论，从现代性的牢笼中寻找到人的出路呢?我们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不能的，仍然只能以某种碎片化的理论和实践对抗其所反对的现代性。因为前述两种理论立场的限制，后现代主义也就堵住了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寻找答案的线索，甚至也不能如康德式对主体的认知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功能加以逻辑的考察，而只能以更加抽象的方式对“存在”或“生存”加以冥想，将存在或生存本身的困境归结于它本身，最后往往是要从艺术、美学、宗教之类非理论理性的，甚至是神秘主义的领域寻求解脱，寻求人的价值和归属。例如，海德格尔思索人之生存的基本困境，或者是援引日耳曼的传统，畅想荷尔德林诗句中的“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又或者在与东方神秘主义的神交之后，构想“天地神人”的境界。当然，在去掉了哲学家身上的形而上学光环之后，现实生活中与此相对应的是田园牧歌式的美好意象，山川形色洗涤心灵的自我慰藉，或者穷乡僻壤的苦修和禁欲主义等。
当然，严肃而深沉的哲学思想总是保留有对世界和历史的现实关怀的，以后现代主义解马克思的论者本身也是试图借用这一方面，来丰富或者彰显马克思。例如海德格尔的一段评价被不少论者引用过：“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海德格尔在这里是很抽象地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某“一度”中对现当代诸家的超越地位，但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满足于称赞，我们需要的是将这“一度”加以具体的展开，究竟其高明的思想内容是什么。以海氏所考察的人之“生存”问题来看，马克思真正的独创性地位也是在于注重人的社会实践，特别是作为一切实践之基础的生产劳动，正是由于生产劳动才使人得以成为人，才使社会得以发展，从而在“此一度”的问题上，只有生产劳动才是人真正的存在。从这一度出发，马克思也就找到了从理论通达实践、通达对世界改造、通达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
还有一些后现代论者是将后现代作为革命的哲学，乃至确实深入到了实际的社会行动层面，但他们缺乏对革命的对象、主体、动力、机制的科学分析。有的派别在对“现代性”的认识上不同程度地区分出了资本主义，明确了需要变革的对象何为，但对另外几项问题的答案仍然是模糊的，所以最终也只能或者停留于某种改良主义，或者虽然坚持不懈地进行过程上激进和浩大的行为，但在手段上只能以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作为抗衡资本主义的武器，从而失去了超越资本主义的远景目标，再度与前现代主义式的单纯否定合流;或者只能诉诸群众的非理性热情或乌托邦式的理念设定，成为革命的唯心主义。这里我们将其评价为唯心主义，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由于缺乏马克思寻找到工人阶级那样的阶级性的革命主体，而转而依靠学生、市民群众等主要基于文化传播和空泛理念认同而聚集起的不稳定主体，或者依靠绿党、民权组织等缺乏资本批判的、去政治化的狭隘政治组织，缺乏现实的革命力量;又如，以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和前现代思潮为思想武器。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关系占全球统治地位的今天，它们更多地是作为基于文化惯性和记忆而发出诉求，其经济基础已然不再，所以它们也就是只以抽象的观念性因素而不是现实的利益性因素作为目标，缺乏基于现实利益的动力推动，至多只能表现为对现代社会的绝望式袭击;可以说这些运动的过程、步骤缺乏科学目标和前景的路线规划，类似于卢卡奇所经历以及反思的“唯心主义高调”。
三、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三次飞跃及其本质
上述两种理解路向，都是从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生发出来的，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内在理路。我们可以将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看成我国学界学习西方、借鉴西方思想的必经阶段。经过这一学习吸收的过程，才能进一步地真正扬弃西方思想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本”，最终实现“以马解马”，形成具有独创性和时代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真正回答好当代中国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这样，我们看到在中国学界始终存在着与前两种解释路向同时存在，并致力于吸收前两种解释路向的成果、又不断在与它们相抗衡的第三种解释路向。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并没有因为坚持“马”的名义而陷入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是在“解马”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有了创造性的发展，例如：(1)突破了长期以来以经典教科书为代表的理论框架，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观框架和关注重心的种种新理解路向。这其中，特别是凸显了“主体性”“实践”“人化自然”等理论元素的地位，产生了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学术成果。(2)全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的性质、条件和任务的认识。这种哲学层面的认识深化，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紧密结合。(3)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谱系，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自身特色的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同时，也广泛参与到经济哲学、科技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等学科交叉的发展和建设中，密切关切社会生活现实，对现实热点难点问题发出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声音，在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过程中，接触、吸收和深化了文献考据、语义分析、文本诠释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路径;(4)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广泛地与古今中西，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哲学思想进行学术对话，思考现实和思想本身，在其中积极主动地“出场”，多角度地进行交换和比较，进行砥砺和切磋。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主义化和后现代主义化之所以是错误的，不仅在于后者理论本身具有缺陷、本身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结论，还由于这些思潮的立脚点在马克思本身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实际上都已经被马克思经历过，却又被一一超越了。因而，虽然这两种理解路向在马克思著作中貌似都可以找到“依据”，实际上都是基于某种片面的立场对马克思的误解。马克思的思想中确实不乏貌似切合启蒙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词句，但把它们放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演进过程中就可以看到，它们最终都是以被扬弃了的形态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的，不能把马克思已经扬弃了的观点当成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只有当马克思在其成熟时期完整提出其两大发现，马克思及其理论才显露出完整意义。我们要根据这一“原本”来理解马克思，在此基础上生发出创新成果。
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他的思想可以说经历了三次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马克思由青年黑格尔派走向费尔巴哈式强调人的感性存在的唯物主义，并由革命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第二次飞跃发生在4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马克思创立了作为新世界观的唯物史观;第三次飞跃发生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前期。经过从50年代开始的辛勤钻研，马克思创立了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艺术的整体”，从而也把唯物史观真正发展为“历史科学”，这两大发现共同支撑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