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飞跃：超越启蒙理性，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马克思早年深受启蒙主义影响。进入大学以后，马克思先是受到康德和费希特的影响。他信仰抽象的善，认为从“应当”出发就可以形成一种权利和义务相互规定的法哲学体系。这是一种典型的启蒙式话语，也只能算作是马克思踏上人类思想史舞台的前史。马克思很快发现了“应当”的软弱无力，因此走向了强调“现实”的黑格尔哲学。在黑格尔看来，现实既不仅仅是现存，也决不仅仅是抽象的“应当”;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表现为“是”和“应当”的相互转化。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市民社会扬弃了家庭，国家扬弃了市民社会。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之一，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的政论，试图通过对理性的现实性和必然性的探讨来论证现实当中人的自由，他把抽象的理性自由设定为人的内在本质，还把政治解放当作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可以说这时候的马克思完全处在启蒙主义的传统之中。但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开始发现，当时的法和国家根本不是理性的体现，而是物质利益关系即黑格尔所谓“市民社会”的体现，仅仅用抽象理性的设定来批判这种现实，其实仍然是无力的。“物质利益”问题是马克思此时无法克服的难题。物质利益难题的反思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方式具有了根本的理论意义，特别是借助于异军突起的费尔巴哈的“颠倒”方法和人本主义，马克思思想产生了一次巨大的飞跃。
启蒙主义的特点，就在于离开人们的经济地位抽象地谈论人，谈论抽象的人。无论是18世纪的启蒙学者，还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谈论的都不是人本身，而是理性的人或人的抽象理性。相应地，人的感性存在要么被排除，要么被摆在从属于理性的位置上。对于黑格尔来说，甚至人的理性也不是属人的，而是从绝对精神那里来的，由此，黑格尔必然陷入理性神秘主义。同黑格尔相反，费尔巴哈把人的存在与对象性联系在一起，把对象性与感性、人的肉体感受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这种“颠倒”，从而把人的肉体存在视为人的全部本质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矛盾并不只是存在于理性中，并不是理性把人的感性仅仅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恰恰相反，理性中的矛盾仅仅是感性世界的自我矛盾的产物和反映。这就使马克思开始真正越出了传统启蒙哲学的范围，达到了一种带有极大人本主义色彩的唯物主义立场，这为未来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同期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启发马克思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市民社会的奥秘，形成了涉及这一领域的最初成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市民社会的经济运行和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表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主要还只是作了非常外在的批判，其主要意义还是在于哲学的批判。比如说，其中考察了异化劳动，认为这种异化发展到顶端，就会走向它的自我否定，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就会向共产主义转化。同时，它对共产主义也从三个环节进行考察，即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完成、私有财产的否定、私有财产的否定之否定。其中既有许多日后构成新世界观的新鲜内容，但毕竟仍然带有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抽象设定，历史的发展过程仍然从属于一种逻辑的必然演绎。当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毕竟还是从《论犹太人问题》对货币的批判进展到了对资本的批判，指出了在市民社会中，对货币的崇拜必然导致资本积累，并且特别指出了将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归结到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这就使得此前的“无产阶级”概念，既不是停留在直观素朴的穷人、贫苦人的层次，也不是哲学理念的抽象设定，而是在经济学的视野中得到了初步的阐释。由此，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在方法论上就获得了一种比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启蒙价值和政治制度更为基础的地位。这显然蕴含了后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基本的观念。无论是个人的幸福和自由，还是社会的平等和民主，都必须以占有资本作为前提。人类的经济解放，意味着从资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应当说，马克思经过第一次飞跃所达成的带有极大人本主义色彩的唯物主义，与不久之后的唯物史观相比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物质利益”的难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仍然带有启蒙唯心史观的影响。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思想成果毕竟是走向彻底的唯物史观的发展前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手稿III中转而积极地肯定“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种“作为”本身，就是使得人“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需要“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具有“欲望”，具有作为“自然的需要”的“饥饿”。《神圣家族》进一步表现了马克思向唯物史观、向第二次飞跃的接近程度。马克思引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0节对“人”的论述，借以说明感性的人与抽象的人的区别。在马克思看来：“对象作为为了人的存在，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了他人的定在，是他同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同人的社会关系。”而正是这种对于社会关系、对于连接作用的强调，使马克思能够逐渐超出“人的本质异化”本身的视野限制，正面凸显需要的积极意义。正是从这种强调人的“感性存在”的唯物主义进一步前进，马克思才最终走进了自己的第一大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