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次飞跃：达成实践的、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开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还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们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但到稍后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马克思思想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转而对这两派旧唯物主义进行批判，这是马克思思想的第二次飞跃。自此之后，马克思彻底超越了近代启蒙的“哲学”传统：他的世界观越出了传统意义的“哲学”范畴，要求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进行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清算了以往的哲学和他们以往的哲学信仰。唯物史观的提出，彻底终结了关于人性、理性、自由等的抽象人本主义设定，揭示了它们真正得以生发出的实践基础。这可以说是马克思对第一次飞跃后所开启的对启蒙传统的抽象理性和抽象实践之超越的完成，同时又为进展到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具体细致考察、包括对既往具体考察的理论成果的批判开辟了道路。作为两者之间的过渡，像马克思回顾时指出的那样，在《哲学的贫困》《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和《共产党宣言》当中，一方面公开展示了唯物史观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政治经济学的初步结论，断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前景。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在强调“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直接从人和自然既对立又统一的规律出发来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然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正如感性的人是实践活动的产物一样。无论是人，还是自然界，都不能抽象地谈论，它们都是历史中的人和历史中的自然，也就是处于不断改变中的人和不断改变中的自然。“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最初阐述。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活决定意识”这一原理的基础上，第一次指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对于全部生活生产的制约作用。后来，马克思明确地把它表述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程”。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认为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始批判费尔巴哈和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认为他们看待“社会关系”至多是从现存的社会关系本身出发，而不是从实践的角度即从现存社会关系必然被改变的角度出发。实践意味着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因此实践唯物主义不仅要求“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而且要求通过揭露现存事物的自相矛盾来揭示它的未来发展，即它的可变性。实践唯物主义者不是从现实中排除矛盾，然后在此基础上对现存事实进行无矛盾和无发展的思考。相反，由于把现实本身理解为实践活动的产物，因此唯物史观必然立足于以实践活动本身为核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立足于矛盾的产生和矛盾的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产关系中谈论人，并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看作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把经济的解放看作人类解放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这一经济解放的物质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