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三次飞跃：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的完成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重又退回书斋，除了对革命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以及为生计考虑的报刊政论写作，他主要是潜心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工作。19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他在40年代末初步取得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建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这是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第三次飞跃。这次飞跃确证和充实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使之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马克思两大发现的完整呈现，也使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具备了坚实的科学基础。这种结合，正是他一当开始积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就确定了的。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当中，他批判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说：“有两种情况特别使亚·弥勒能对政治经济学有所谓高超的理解。一方面他对于经济事实完全无知，另一方面他对哲学只是抱爱好而空想的态度。”而当他在基于两大发现来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时，例如在评判巴黎公社起义时，又强调：“对现存经济制度完全无知的人，当然更不能理解工人为什么要否定这种制度。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
有了这样的结合，对资本主义诸建制的崇拜，或者对资本主义进行抽象理性的或人本主义的批判，才彻底失去了意义，被彻底超越了。但是这样的结合所提出的资本主义批判，仍然是在继承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合理遗产的基础之上。作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内容的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辩证地揭示现代文明的基本成果和限度所在，它因此超越了后现代主义式的虚无主义解构。首先，马克思主义要把现代性的合理因素即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从现代性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当中拯救出来，并且其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正是指出了是现代大工业的巨大生产力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并为突破后者的桎梏提供物质前提。其次，在现代大工业这一物质生产力因素当中，又包含着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绝不否定科学的理论成果内容本身，绝不否定科学所属那种理性、概念、逻辑、因果、规律等的人类基本认知范式，而只是批判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形式下的应用;而马克思主义对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本身也正是将其视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根据科学理性的要求进行叙事。马克思主义批判旧哲学，是批判其抽象性和思辨性，特别是批判旧哲学中的理性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宏大叙事;至于马克思主义批判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庸俗方面，则更是认为这恰恰是资产阶级的狭隘视野窒息了他们的科学研究，而其本身是要发扬政治经济学当中的科学成分。再次，马克思主义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形成科学的理论指导下的科学实践，也即是使得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扬弃性批判得以科学地进行，全面超越了后现代主义。
而除了以上三点彻底的和逻辑融贯的后现代主义主张被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超越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后现代主义反对的是理性本身和总体性本身，后现代主义是试图把整个世界非理性化、碎片化，因此这一思潮的许多元素，还可以表现为是迎合了近代启蒙主义传统的某些片断，而不是清晰的对立，例如上文中我们看到将海德格尔与康德哲学的杂糅式理解那样。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尤其相关的一点，是它们之中所包含的原子化个人主义因素，脱离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来谈论个人的境遇。而对近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批判，已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无论是单个的个人，还是由这样的个人通过社会契约组成的社会，都不是现实的个人，而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的抽象个人和由抽象个人组成的抽象社会。近代市民社会中的个人摆脱了前现代社会中的自然联系，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实际上，这种独立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这里的物是指客观化的商品资本关系，商品资本不过是特定社会关系的抽象表现而已。后现代主义者不了解，抽象地强调个体性和差异性并没有超脱于现代资本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指出的自由个性和建立在自由个性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才既超越了理性主义神秘论和唯心主义的总体性，又超越非理性主义和碎片化。
马克思这三次飞跃的进程，同时包含着超越启蒙主义传统的线索。第一次飞跃开始超越传统启蒙主义的抽象理性原则，也开始从哲学的共产主义立场和实践观点出发批判资本。第二次飞跃基本完成了前两部分超越，超越了启蒙范式下的整个西方近代哲学，并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考察，看到了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对立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开始从这种内在经济矛盾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开始积极地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三次飞跃则是以完整的科学成果对启蒙范式超越的最终完成。在三次飞跃对启蒙主义的超越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不同于后世的后现代主义，它没有混同于后者的批判方式，没有对现代性的思想遗产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极端立场，而是依据辩证的理性立场，对现代性启蒙主义进行了内在的客观批判。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后才形成的，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早在此之前就出现，有人甚至把19世纪中叶以来的整个西方以反传统哲学为特征的思潮都归属于后现代主义范围。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三次飞跃，特别是经历第二、三次飞跃的时候，实际上一些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已经在西方世界开始出现并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流传。实际上，马克思思想的这三次飞跃，特别是第二、三次飞跃既是对启蒙主义的批判与超越，又开启了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与否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启蒙主义的理解，只是停留在马克思思想还没有实现第一次飞跃的阶段，即停留在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初的思想上，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则根本无视马克思思想的第二、三次飞跃，即把马克思19世纪60年代末之前的思想，甚至40年代末之前的思想就视为是马克思的理论。真正能够代表马克思的理论创造和理论本质的，或者说真正能体现马克思理论的“真精神”的，主要是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60年代末以后的思想。（注释略）
（作者陈学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马拥军，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罗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姜国敏，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学术月刊》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