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围绕着一个宗教“大师”因强奸罪被判刑，印度社会出现了不小的波澜。因对判决结果不满，印度北部地区，包括哈里亚纳邦、旁遮普邦、喜马恰尔邦出现了骚乱，造成了40人亡、上百人伤的悲剧。面对骚乱，印度不少地方实行宵禁，就连总统、总理、内务部长都接连在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上发声，谴责暴力、呼吁和平。
在印度，族群仇杀、宗教冲突、政治暴乱屡见不鲜。远了不说，最近几年人们就记起西孟加拉邦针对穆斯林的杀戮、在新德里出发的火车上一伙人对“食牛”者的袭击，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人们还是难以将暴力频仍的现实版印度与产生过“非暴力”精神领袖——圣雄甘地的国家拼在一起。不过，暴力与非暴力已经不是人们此刻想找到答案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围绕这样一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宗教“大师”的判决，能引发如此规模、如此激烈的暴力震荡。
应当看到，这次骚乱暴露出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深层矛盾。自1991年实施经济自由化以来，印度经济发展速度得到了显著提升，但随之而来的社会转型，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复杂与固化、种姓意识强烈、政治生态多元的国家，无疑是一轮重要冲击。印度是一个宗教深植于社会的国家，任何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的问题更容易以一种与宗教相联系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一个“大师”能有这么大的社会能量。印度快速的城镇化带来巨大的人口移动，就业过程中希望与失望、欣喜与迷惘相互交织。这些人离开原住地，没有了原来精神慰藉的环境，“大师”就成为他们挣扎、不满与迷失中追寻的偶像与精神寄托。这便是“精神导师”在印度物质化的社会中扮演的社会功能。
有人会问，这位“大师”穿着时尚又不时“炫富”，何以如此让人着迷、推崇？这涉及到印度主流宗教在当今社会中的角色问题。印度宗教色彩十分浓厚，一些传统教派强调淡化人的物质欲望，但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上的诉求正在提升。古尔米特·辛格这样新生派“大师”，弥补了传统宗教缺失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物质的渴望，对新的“归属感”的需要。他不仅提供宗教上的“精神食粮”，也展示物质上的成果，可谓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神的信使”、演员、导演、公益人士、坐拥香车别墅的千万富翁。如此“大师”，绝非印度传统宗教领袖能够相提并论的。
印度《宪法》规定，印度是一个世俗国家，宗教与政治分离。然而，宗教一直是其政治生态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不光原来曾经风光无限的国大党需要利用人们的宗教情结赢得选举，现在单独执政的印度人民党也是印度教教派色彩极其浓厚的政党。辛格得以坐拥千万人的拥戴，与选举政治不无关系。他曾帮助国大党赢得了不少选票，而这次莫迪所属的印度国大党赢得大选也得到这位“大师”的鼎力支持。不少分析家都把他视为选举政治中的“票仓”。虽然他在2007年就受到检察部门的指控，但他的案子直至今日才有结果，显然与政治脱不了干系。
就目前来看，虽然对这位“大师”的判决结果引发了印度社会的动荡，但这距离政治动荡还有一定距离。动荡的涟漪到底要波及到什么层面也有待观察。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