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应用修正后的中国地方治理能力评价体系，结合相关的公开统计数据，对天津市所属16辖区（以下简称“区”）的保障能力、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参与能力分别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得出16区的治理能力排名。根据各区治理能力总体得分、分项得分，提出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对策措施。
理论模型：中国地方治理能力评价体系。
核心指标：保障能力、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参与能力。
测评范围： 天津16个市辖区。
测评方法： 主观赋权法、功效函数转换法。
数据来源：《天津统计年鉴2016》《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6》等。
主要发现：
·和平区：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6区中排名第1，人均GDP水平在16区中排名第2。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区具有较高的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均位列第1），但该区的保障能力、参与能力排名均相对靠后（分别位列第11、第12）。为此，对于和平区，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提升就业率，继续发展有利于群众参与治理活动的基层自治组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河东区：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6区中排名第14，人均GDP水平排名第16。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区保障能力、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参与能力排名均靠后（分别位列第14、第14、第10、第13）。对于河东区，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提高就业率，通过加快发展产业、完善税收政策等来提高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制定更为科学的财政支出规划继而促进财政收支的平衡，以及继续发展有利于群众参与治理活动的基层自治组织，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测评结果：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高效、成熟、定型的高水平国家治理体系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而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高，也有助于充实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对治理能力进行深入研究、科学评估，能够为完善治理体系提供有益参照，同时也是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智力支撑。
当前，测度中国县市治理现状，发现县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于了解和提升中国县域地区治理能力，以及推进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这也是我们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坚持对县市治理能力展开测评的主要初衷。同时，处于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县市之间的地市以及直辖市的市辖区一级，在区域经济调控、要素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发展统筹等方面有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对其治理能力的研究和评价同样意义重大。
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天津“一基地三区”的定位，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天津的比较优势、城区功能、发展方向的整体把握，是党中央交给天津的重大政治任务，为天津下一步发展确定了新方向，掀开了新的发展篇章。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5月到天津视察工作，对天津工作提出了“三个着力”重要要求，深刻阐明了天津发展的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是指引天津站在新起点、抢抓新机遇、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是加快建设美丽天津、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的思想武器。“十二五”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针，加快推进美丽天津建设，在抢抓机遇中干事创业，在迎接挑战中砥砺前行，扎实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天津实施，圆满完成“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为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天津在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挑战，相关报告指出：一是思想解放任重道远，对新常态、新发展理念理解不深，市场意识、创新精神、开放观念不强。二是转型发展任重道远，产业结构偏重偏旧问题比较突出，新旧动能转换衔接不畅，体制机制活力不够，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趋紧，民营经济发展依然是短板，发展环境亟待优化。三是民生改善和社会治理任重道远，在教育、医疗、养老、收入分配等方面，与群众期待还有较大差距，一些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维护稳定任务艰巨。
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天津16区必须立足长远，着眼未来，优化创新城区治理方式模式，提升城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当前是天津落实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加快推进“一基地三区”建设的关键阶段。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完善综合治理体系、提升各区治理能力，进而提高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对于天津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对天津所属16区治理能力水平进行定量评估，提出治理能力提升、区域进一步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人民论坛测评中心以调整后的中国地方治理能力评价体系为理论模型，并结合天津16区的实际进行了进一步修正。在此基础上，应用《天津统计年鉴2016》《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6》等提供的公开统计数据，对天津所属16区的治理能力进行了测评、排名、比较和进一步分析。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系统性的研究，对各区的主要做法、有效经验进行探索，并为促进各区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提供参考和借鉴。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依据与数据的选取
为客观分析、比较治理能力，应选取兼具代表性和可得性的数据指标，并通过定量分析，准确、科学地测量治理能力所涉及的各个指标。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吸收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更需要充分考虑当前我国直辖市的市辖区区域内经济社会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
在构建治理能力测评理论模型过程中，我们主要遵循了全面性、系统性、敏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动态性六个基本原则。以用最适宜的指标来客观衡量治理能力为导向，以我国直辖市的市辖区一级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为前提，以“善治”理念为指导，在借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现代财政学和公共选择经济学基本理论基础上，搭建了保障能力、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参与能力四个一级指标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在指标数据选取方面，又是充分建立在数据的可得性之基础上，具体选择的指标数据说明如下：
保障能力
社会保障被视为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发达城区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言，社会保障是建立在有劳动能力的人逐步实现就业基础之上的。社保基金主要来源于用人单位和职工的缴费。如果实现充分就业，不仅可以减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和失业保险金的支出，而且作为参保人员，还会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进一步增加社保基金收入，并相对减少社保基金支出，同时使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一般来讲，社会就业率越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就越大，社会保障的成本就越低。因此，许多发达国家都把享受社会保障的条件严格地与促进就业的措施相挂钩。正因此，与此前开展的测评研究不同，这里结合天津各区经济水平的实际，在数据可得性基础上，选择了以各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便于论述，简称“失业人口比例”）来从侧面反映各区的保障能力。
调控能力
作为宏观经济学四大要素之一的宏观调控，被视为政府部门参与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仅打消了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者试图“炒作”中国的野心，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经济衰退在国内的出现。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来势汹汹，在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央通过制定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全面拉动内需，使得中国的经济实现了V形反转。这些都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政府部门具备良好的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性。尤其需要指出，由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是以“善治”为核心的治理理论的重要理念之一，也是当前政府职能转型的核心和重点。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作为间接干预经济社会工具的宏观调控，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较之前也更为突显。当然，一般来说，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调控的两大主要手段，而诸如物价水平、经济增速乃至增长水平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调控的结果。进一步而言，从这两个主要的政策工具来看，利率调整多是基于全国层面的发展动态制定，所以相对灵活的货币政策，更多时候为中央层面所采取。在省、区、县等地方层面，政府部门主要还是通过实施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社会的运行。有鉴于此，在本次测评中，我们选择以各区的（常住人口）人均财政收入水平，来衡量各区的调控能力。
财政能力
不断提高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是实现以“善治”为核心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之一。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其自身所具有的财政能力。一般来说，衡量政府部门财政能力高低，有两个最为核心的因素必须予以考虑：一是财政收入的增长能力；二是财政收支平衡能力。自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关系逐渐厘清，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部门的日常财政收支，更主要地依靠本级政府部门自行解决。为此，我们选择了以各区的财政收入增长能力、财政收支平衡能力来予以综合反映，并进一步选择以各区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度增长率和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年度平衡率来分别代表上述两个指标。而关于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度增长率和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年度平衡率的计算公式，则分别如下：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度增长率=（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上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上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00%
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年度平衡率=|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00%
参与能力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在对传统集体行动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了一群相互依赖的个体如何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并且成功地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当然，这一群体规模不应过大，也是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自此以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公共事务的管理必须依靠政府部门才会更有效率这一传统论断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个案和事实所打破，群众参与、群众自治的重要性也逐渐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同时，以“善治”为核心的治理理论之所以能够最初形成，也与群众参与治理的重要性逐渐在学术界得到应有的重视有着莫大的关系。结合曼库尔•奥尔森教授对“集体行动”和“集团”所下的定义，并以集中突出和强调关于治理的“能力”为导向，以数据可得性为参考，我们选择以各区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数量总和与户籍人口之比（人均村/居委员会）来反映各区的参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