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生、民心是最大的基础，顺民心民意还是逆民心民意，成为王朝兴衰成败的检验标准。所以，圣贤力主治民者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怀揣着一种对民的畏惧和敬仰，这样才能确保国泰民安、江山无虞。
【关键词】哲学自信 人民性 民心民意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和民本思想蔚为大观，其中最为可贵的是“敬民、爱民、安民、富民、养民”理念。由此形成的一些重大论断，诸如，“天地之间人为贵”“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善治”等，无不深刻地影响着各个时代、流传至今。作为传统文化守望者的历代圣贤先哲，他们秉持着“民本邦固”理念、践行着家国天下情怀，奔走于朝野之间，劝告朝廷惜民力听民声，教化民众讲礼义守风俗，致力于万家安宁社稷太平。尽管在传统社会制度下民本思想的作用空间有限，但民本思想和先贤们的人文精神却历久弥新，对于今天社会治理有着重要影响和启迪。
古代圣贤先哲们在客观世界的诸多关系比对中，突出人性和民本
圣贤先哲们，于盛世时期提倡节用民力，于治乱时期敦促以民为本，尽管这些民本、人本的呼吁在传统专制中难以改变“治与服”“上与下”的关系，却为天人关系和臣民关系提供了关于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注解，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民本精神的一以贯之。
一是在天、地、人之间，人是第一性的。在传统文化的视野里，天地人的关系中人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圣贤先哲认为天意就是民情。如《尚书·周书·泰誓》记载，“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虞书·皋陶谟》有言：“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因此，天目就是民目，天听就是民听，这就能把天意与民心统一起来了。
二是在国家、社稷的诸种关系间，民众是最重要的。《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提出了国家和社稷的基础是民众，即“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更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重大思想。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贾谊提出，民为政“本”、政“命”、政“功”、政“力”的主张，以及爱民、利民和富民的政策。
三是在当政者与民众的关系上，民心决定一切。封建统治者尤其在先秦时期认为，政权的合法性在“天命”，先王的圣明在于“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否则就出现夏桀的问题，即“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而在传统哲学思想中，最为可贵的就是认为，政治就是和民众的关系，“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中国古代思想家和贤臣们在社会治理上，致力于善治之道
致力于国家长治久安，如何处理与民众的关系，中国古代思想家和贤臣们提出了很多有效的治理方法，集众贤之言，就是藏富于民、社会平治、中庸之道，追求和谐。
其一，仁政惠民，轻徭薄赋，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周易》主张“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认为，治国之道中富民是第一位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其二，社会平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与社会之间的目标。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不仅提出“善治”的至高境界，同时也提出解决社会问题，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礼记·礼运篇》中记孔子“大道之行也”的长篇宏论，描绘出一个人人平等，人们之间相互尊敬、爱护及各尽所能、人各为公的美好蓝图，即大同。
其三，中和的治理理念。一种东西的存在要符合中和的特点，否则就会出现祸乱。从世界万物的守恒与阴阳平衡，到统治者与黎民百姓也要讲究中和、平和，最终归结到社会的和谐上。
古代圣贤们力主善政不如善教，教化为国家之急务
民生、民心是最大的基础，顺民心民意还是逆民心民意，成为王朝兴衰成败的检验标准，所以，圣贤力主治民者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怀揣着一种对民的畏惧和敬仰，这样才能确保国泰民安、江山无虞。
第一，治国理政，需要听取民意。治理国家，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古代贤明帝王专门设有议政的地方，如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于朝，汤有总街之庭，武王有灵台之复，欲立喷室之议，以“达幽枉、延直言”。听取民意在先秦社会中也成为一种风气和文化约束。在《诗经·大雅·板》中，“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尚书·盘庚》有，“王命众，悉至于庭”。《尚书·洪范》中有，“谋及庶人”。而儒家思想对这种听取民意的好处是这样看待的，“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
第二，把教化作为国家的大事。教化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资治通鉴》在总结历代的得失，认为：“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总结：“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第三，教化民众是官员的责任所在。在德治社会传统中，教化民众是国家大事，也是官员的职责所在。从《史记》开始，传承春秋笔法的正史就都记载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循吏”，纵观“循吏”的作为，他们施政的主要特点是劝课农桑、兴礼义、重教化。“重农”旨在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但民富之后，就面临教育的问题，而教化成效好又会促成农民乐于田畴和社会的稳定。
中国共产党继承民本思想，实现制度性的超越
社会治理理念的形成和发展，其运行和拓展是以制度安排和世俗等非正式制度作为支撑和约束的。在旧有的田园生活体制下，固有的土地制度、分配制度和皇权专制体制，这样的民本思想与亲民思想具有天然的缺陷，这就决定了民本思想必然由于自身矛盾而受到种种限制，并且最终衰变为部分思想家和少数明君贤臣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中国共产党的民本思想奠基于现代民主制度基础之上，使得民本转化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党执政和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基础和力量源泉，把服务于人民群众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作出的承诺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一切又源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的基础，又具有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发展的至高追求，这种结合构成了迄今为止内涵最深刻、内容最丰富、意境最高远、保障最完备、效果最真实的民本理论。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主体包括了一切赞成、拥护祖国统一和热爱社会主义国家，或者直接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所有公民。这就使得民本之“民”有了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全面性的特点。进而言之，现代意义的人本理念置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框架之内，并以权力监督和民权保障为约束。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责编/肖晗题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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