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使延安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党报副刊为中心的文学刊物体系。作为延安文学的存在方式，党报副刊因其唯一性和权威性被不断强化而成为文艺刊物存在的主要形式，进而上升为延安文学的独特标准，并成为解放后中国当代文学一体化进程的前奏。
【关键词】抗战时期 文艺政策 文艺报刊 【中图分类号】G216.3 【文献标识码】A
1936年以后，许多知识分子陆续从国统区的大城市奔赴延安，其中不乏丁玲、周扬、艾青、何其芳等著名知识分子。到20世纪40年代初，原本十分冷清的古城延安“英雄云集”，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三大文化中心之一。
与此同时，“文艺月会”“延安新诗歌会”“鲁迅研究会”“怀安诗社”等文学团体相继成立，包括《解放日报》副刊在内的各种文艺期刊、报纸副刊也纷纷兴起，以报刊作为文学的物质载体，是“外来”文化人进入延安的副产品，这就使得延安的文艺刊物与延安文学的相互作用变得更为复杂，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党报副刊为中心的、富有延安特色的文学刊物体系。
小型报、墙报的蔓生以及文艺期刊的昙花一现
小型报是各分区、县甚至乡村、连队等各级单位的机关报，无论规模大小，都有副刊或一定篇幅的副刊性文字来登载文艺稿件。这些副刊性的文字主要出自于机关和部队的政治、文艺工作者之手，内容包括通讯、小调、故事或其他大众读物。有些小型报还常常结合群众工作传授生产知识，如《关中报》就用大量篇幅来提倡山地种麦，提倡打狼打豹，并组织各地工作。风格大众化、形式短小活泼、内容实用，是这些小型报副刊性文字的特点。《边区群众报》是小型报中发行最广者，经常刊载散文、诗歌、故事、顺口溜、谜语等。读者以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为主，有《解放日报》通俗版之称。
可以称之为“报”的还有一种独特的传播媒介——墙报。比较有名的有民众教育馆编的《大众周刊》和《大众新闻》、抗敌后援会编的《新延安》、边区文协编的《街头文艺》等。据统计，到1944年，这样的墙报在边区有600多块，因其多样性、大众性和信息反馈快等特点而颇受群众欢迎。一些名家之作，如周立波的短篇小说《牛》、何其芳的诗作《我为少男少女歌唱》等，在未正式发表之前，曾首先刊登在《同人》墙报上。在物质极端困难的延安，墙报由于操作简单便捷、数量较多而成为正式发行报纸的有力补充。
1941年是延安文艺期刊的黄金时期。元旦即有丁玲、萧军、舒群主编的《文艺月报》问世，这份文艺期刊在延安创刊的确可算是“第一声呼喊”。年初的“呼喊”在年末再次得到回应，同年11月，《草叶》《谷雨》《诗刊》三份文艺期刊相继出版，如果再加上12月创刊的《部队文艺》，延安的文艺期刊一时的确颇见阵势，这对延安文坛而言是个不小的惊喜。
然而，这股热潮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下，大批文化人下乡或去往前线，延安的一些文艺机构及团体因此而自动解散，以之为依托的文艺期刊纷纷告停。到1942年底，延安的文艺期刊基本全部停刊，这一空白一直到1948年8月《群众文艺》问世才终于得以填补。
党报副刊：一枝独秀
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的《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中央级报纸，有不定期副刊《赤焰》来刊登文艺作品。1937年1月26日，丁玲发起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因机关志尚未出版，暂在《红色中华》出不定期副刊。1月29日，因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副刊也更名为《新中华副刊》。
1941年5月15日，《新中华报》与新华社出版的《今日新闻》合并改组为《解放日报》，《解放日报》副刊也就取代了《新中华副刊》，成为延安文艺刊物体系的核心。1941年，延安的文艺刊物一度繁盛，诞生了不少颇有影响的文艺期刊。但不论是发稿数量，还是稿件质量，《解放日报》副刊都毫不逊色：《解放日报》初创的三个月，文艺稿件以辟栏形式发表，每次发稿约3000字，每周出四、五期；1941年9月16日正式开辟文艺栏后，每次发稿约6000字，每月发稿约20次；1942年4月1日改版后，文艺栏改为综合性副刊，发稿数量增加一倍以上，其中仍以文艺类稿件居多。在抗战时期，这样的数字即使放在全国也不多见。
文艺期刊纷纷停刊后，《解放日报》副刊成为延安文人唯一的发表园地，也成为延安文学完整发展过程的唯一见证者与承载者。正是在这份党报副刊上，通过一系列有组织的文艺论争，延安文学逐渐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批评话语体系，并以此推动文艺作品的创作、发表和推广。这一时期延安文学的代表作，绝大多数都是在《解放日报》首发或刊登，通过相关评论，作为范本推向全国。
文艺大众化：注定的转向
《解放日报》创刊伊始，副刊主编丁玲给文艺栏定下四层任务：团结边区所有成名作家；尽量培养提拔新作家；反映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生活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斗；提高边区文艺水平。可见，这四层任务有提高延安文艺水平的初衷。由于《解放日报》副刊在延安有绝对合法的政治身份，有言说的自由，甚至是言说的权威，且由政府出资出版发行，没有商业压力，因此丁玲对《解放日报》副刊的设想也较为理想化，即同时作为文学园地和话语空间而存在。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1942年4月2日，《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并发表社论《致读者》，提出党报必备的四个品质：第一，贯彻坚强的党性；第二，密切联系群众；第三，洋溢着战斗性；第四，增强组织性，成为各种群众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倡导者。但作家们在积极响应办报宗旨时却发现，他们与作为延安主流群体的工农兵之间有较大的隔阂。无论是激情还是纷争，看起来都像是知识分子的自娱自乐。改版第二天，莫艾发表专访 《本报革新前夜访询各界意见》，文中最先提到的是农民和工人的意见：“南区农民老杨虽然扶着锄头，仰天的哈哈大笑把他的身体也扭动了：‘咱一个字也不识，怎么提咱对报纸的意见来？’”纬华毛织厂工人三十名，能看懂本报的只有两个人。染色部的工人来希说：“ 《解放日报》太深奥了。”
工农兵是《解放日报》副刊的一个特殊读者群，他们中不识字者占十之八九，他们对《解放日报》，尤其是以文艺作品为主的副刊之隔膜显而易见。于是，充实群众知识、启发群众觉悟，成为经过改版的综合副刊努力的方向。通俗易懂的报告、速写开始取代小说、诗歌成为副刊的主要文体，为了让农民看懂，他们甚至将延安的方言搬上报纸。吴满有、赵占魁这样的普通工农兵成为副刊的主角，工农兵们经常能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熟悉的身边人。这种影响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而“工农兵是人民群众的主要成分”。报纸要实现教育动员他们的目标，就必须成为他们喜闻乐见的样子，能为他们所接受。
另一方面，《解放日报》还配合文艺界建设“延安经典”运动，发表了大量具有导向性的评论文章，进一步奠定了延安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基调。譬如对鲁艺秧歌队王大化、李波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的赞誉，对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与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的高度评价，对新歌剧《白毛女》的肯定，以及对孙犁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评，都产生了指明方向的积极效果。
从《红色中华报》到《新中华报》再到《解放日报》，在延安的文艺刊物体系中，党报副刊始终处于中心地位。1942年后，作为延安文学的存在方式，党报副刊因其唯一性和权威性被不断强化而成为文艺刊物存在的主要形式，进而上升为延安文学的独特标准，并成为解放后中国当代文学一体化进程的前奏。
（作者单位：长治学院）
【参考文献】
①丁玲：《文艺在苏区》，《解放周刊》，1937年5月11日，第1卷第3期。
②丁玲：《编者的话》，《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日。
责编/王妍卓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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