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以研究经济为职业，当然知道搞市场经济容易出现贫富差距。我曾在本专栏撰文说过，贫富差距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而政府弥补市场失灵，除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正，再一项职责，就是提供公共服务与照顾穷人。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如是说，我也是这样看。
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中央提出扶贫攻坚我举双手拥护。既然自己拥护为何还写文章？其实，我作此文并不是讨论要不要扶贫，而是应该怎样扶贫。这样说吧，前些日子我在西南地区调研，了解到一些情况令我困惑，也引发了我的思考。想之再三，觉得有必要将这些困惑与思考写出来。
为便于讨论，让我先说自己的困惑。下面的三个案例是真人真事，为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这里将真实姓名、地址隐去。对事不对人，也请读者勿对号入座。
案例一：某村东、西两头住着两户人家，村东那家男主人外出务工多年，前年用务工收入在县城买了套房子，可没钱装修至今未能入住。村西那家男主人这些年一直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去年底他家却被确定为贫困户，政府给他买了房子，还做了装修。东头的那家于是觉得不公平。质问县干部：扶贫到底是鼓励勤劳还是鼓励懒惰？
案例二：某乡有两人是堂兄弟，堂兄遵守国家计生政策，只生一个孩子，加上夫妻俩勤俭持家，生活温饱无虞。而堂弟却违反国家计生政策，一气生了四个孩子，由于负担重，生活非常拮据。年初堂弟被确定为扶贫对象后，政府给钱给物，一下子日子过得比堂兄家还滋润。于是村里人议论：这样扶贫岂不是鼓励违反国家政策？
案例三：某老人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皆有固定收入，而且都在县城买了房。五年前，三个儿子已将老人接到县城同住。可当地扶贫政策出台后，为享受扶贫政策，三个儿子又将老人送回乡下。由于乡下房子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有一次上面派人检查，看到老人住着破房子而未被列入扶贫对象，于是立即责令当地政府整改。有人问：这不是要鼓励人们争当贫困户吗？
不知读者对上面的案例怎么看，我自己是很困惑。后来我到六盘水，把这三个案例也对市委书记周荣讲了，并问六盘水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况。周荣答：六盘水不存在。对此回答我半信半疑。心里暗想：别的地方存在，六盘水为何会不存在？不过四天走访下来，我相信周荣说的是真话。
原来，六盘水的扶贫与别处确实不同。不是贫困户需要什么政府就给什么，而是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简称“三变”）帮助贫困户脱贫。前篇文章我对“三变”改革的要义作过分析，这里不重复。我要指出的是，通过“三变”改革扶贫，着力点是在供给侧而不是在需求侧。着力点不同，扶贫效果当然会不同。
顾名思义，从需求侧扶贫，针对的是消费需求。比如贫困户缺房子，政府就提供房子；贫困户缺粮食，政府就提供粮食。这种做法，学界通常称之为“输血型”扶贫。事实上，上面列举的案例，就与这种“输血型”的扶贫方式有关。读者想想，如果贫困户缺什么政府就能给什么，能坐享其成，人们怎会不争当贫困户呢？
与需求侧扶贫不同，供给侧扶贫是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立足于“造血”。以六盘水为例，政府主要做三件事：一是为农民的资产确权；二是通过“平台公司”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推动农民的资产升值；三是引导农民入股龙头企业，通过规模经营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不到四年，有22万人脱贫却未发生不公平的案例，我想原因即在于此。
由此见，扶贫的思路不同，结果大不一样。事实上，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些年学界一直有争论：有人主张“效率优先”；有人主张“公平优先”。而六盘水的经验证明，公平与效率并非截然对立，处理得好，效率不仅不妨碍公平，相反可以促进公平。我推崇六盘水的做法，是因为他们将公平与效率结合得好，具有面上的推广价值。
说远一点吧。从源头追溯，较早主张“以效率促公平”的学者，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的观点，政府照顾穷人不应养懒汉，应鼓励穷人自己创造收入。为此他提出了以“负所得税”形式补贴穷人的方案：政府补贴＝收入保障线－（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税率）。遗憾的是，此方案只是个理论原理，只写在教科书里，而且美国从未实施过。
实不相瞒，我之前一直有个疑问：六盘水官员未必知道弗里德曼，可他们怎会想到以效率促公平？而且在操作上他们提出的“三变”比“弗氏方案”还更胜一筹？周荣告诉我，六盘水四个县、市、区，其中三个是国家级贫困县，从供给侧搞“三变”是被逼出来的。说的也是，怎么想到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没有做而六盘水做了，而且做得精彩，所以我们要为他们鼓掌！
读者不要误会，我主张扶贫从供给侧发力，并非完全不能从需求侧扶贫。比如对孤寡老人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当然要从需求侧予以补助；对那些勤奋劳动，但由于特殊原因致贫的家庭，也应从需求侧给予照顾。但要特别指出的是，对那些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的人，政府只可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切不可顾此失彼，造成新的不公平。
王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