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
思想者小传
权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上海领军人才”、上海市“曙光学者”等。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和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等研究。兼任上海市社联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出版《收入分配与收入流动：中国经验和理论》等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和文章百余篇。
今年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10周年。10年来，人们对世界经济的观察和分析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即从一开始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及其应对措施，逐渐转向对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反思和讨论。
随着讨论的深化，很多问题似乎更趋复杂。特别是近几年来，人们用“黑天鹅”“灰犀牛”和逆全球化、新一轮风险和危机等词语，来描述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新变化。透过这些术语和概念，我们或许会觉得，一些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加严重的大概率事件抑或冲击力极强的风险，正在变得有可能发生。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们应当如何分析世界经济、政治变局及其不确定性？尤为重要的是，在如此复杂和不确定性环境下，中国为什么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它对我们加快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型升级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意味着什么？次贷危机10年来，我们到底可以学到哪些经验和教训？
次贷危机10年来，究竟面临怎样的世界经济政治环境
总的感觉是，10年前发生的次贷危机及其后遗症，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似乎还在持续发酵，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不断发生。如下几点，值得进一步反思和认识：
一是面对当下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和货币政策的困境，传统逆周期刺激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是否还有效？如何反思总量管理与结构性管理的关系？
次贷危机10年来，是不断调整和反思的10年。经过一系列争论，包括通过多次G20峰会这样重要会议的讨论，人们大致有了共识：这一轮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为此，需要加快全球结构性改革，通过结构性改革重塑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但结构性改革不是短期内就能奏效的，需要从长周期进行管理和引导。就此而言，短期需求管理与长期供给管理政策必须有机结合，特别需要发挥供给管理的政策作用。
二是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与全球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思潮会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
当今世界已经出现了一股眼睛向内、利益狭隘、强调自我利益优先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思潮，并且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底层的运动，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负面影响。这值得我们从金融危机和经济缓慢复苏、全球实体经济萎缩、全球治理体系滞后、全球化发展失衡等视角进行深刻反思，而不仅仅停留在是“黑天鹅”还是“白天鹅”的简单化争论上。
三是如何客观认识特朗普施政及所谓美国“退出全球事务体系”，乃至大国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与变化？
从本质上看，美国不会退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和全球事务体系。但是，后危机时代的美国确实在进行战略性调整。从“美国优先”到多边主义转向双边主义等，实际上已经对原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和格局产生影响。特别是，上一轮全球治理格局下的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以及美欧关系等大国和地区关系，在特朗普当选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关系至今尚未定型和稳定下来。这是今天这个时代面临的大变局。
四是如何科学把握后危机时期全球投资贸易规则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
危机后的经济重建，不仅仅是简单的复苏和增长，更是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的规则重构。特朗普上台后出于美国自身利益考虑决定退出TPP，这使得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方向和前景愈发变得不明。但无论如何，未来的全球经济亟待一个体现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法制透明化以及更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和体制机制条件。显然，这需要各方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而不是去争论谁有权来制定规则。
五是如何准确理解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
目前，有一种声音值得警惕，即认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拖垮了日本、2007年的次贷危机摧毁了美国和欧洲，随之出现了所谓“美国退出，中国上”“中国应当成为全球化的领导者、主导者和新国际体系的重构者”等声音。的确，中国这些年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贡献最大。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应当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我们是否到了领导全球经济的时候，是否到了主导全球化发展的阶段？我们能否重构国际体系？这些问题需要冷静思考。
实际上，中国发展到今天，更加需要冷静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需要学会如何在崛起过程中与世界各国打交道。从国内发展来看，我们仍然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我们尚未达到高收入阶段，仍然需要聚精会神谋发展。从国际上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得益于现有国际体系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面对当下世界经济增长挑战和全球治理体系困境，中国需要发挥大国责任，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而不是去谋求所谓的领导权、主导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