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关键性问题被忽略，导致全球化发展失衡和受阻
从危机后的“黑天鹅”到当下热议的“灰犀牛”，其实都是在强调当下世界经济的风险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极有可能变得更加凶猛。在我看来，次贷危机10年来，全球化正处于十字路口。如果不加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很有可能就是一头“灰犀牛”。
坦率地讲，对“逆全球化”很多人理解有误。实际上，现在出现的是一种与全球化相伴而生、并行并存的反对全球化的思潮和声音，而不是全球化终结或者逆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逻辑是市场化与开放性，即市场机制在相互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效配置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速科技进步与发展，发挥贸易和知识、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全球化时代的分工型国际贸易，在大多数年份里推动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数倍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这体现了发展经济学强调的“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结论。同时，我们也欣慰地看到，上一轮全球化发展中，不仅发达国家得到长足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赶超和发展。因此，从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来看，全球化不可能出现逆转趋势甚至终结。
但也要看到，上一轮全球化发展中有三个关键性问题被忽略，结果导致全球化发展失衡和受阻，这也是导致次贷危机10年后出现反对全球化的原因所在。
一是忽略了全球化配置资源过程中资本要素的可流动性与劳动要素的不可流动性问题。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各国有着严格的移民管制，使得一般的劳动要素事实上无法实现全球化流动和配置，由此导致强势资本的高回报率与弱势劳动的低报酬。这一点可以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过程中的投票格局就可以看到，尤其是特朗普后来的选票就主要来自传统制造业和蓝领的支持。
二是忽略了全球化进程与全球治理的有效性问题。由于存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参与全球化发展的国家之间收入分配并不平衡。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扩大，而且各自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全球性收入不平等问题加剧，导致社会阶层分化、收入流动性下降，由此激化了更多不满和反对。
三是忽略了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轮全球化更加注重全球资本和产业转移，发达国家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重点发展金融等虚拟经济。过度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并存，直接导致中产比重下降、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等问题，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由此，值得反思的是如何推动金融等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防止产业空心化和虚拟化发展。
显然，全球化发展亟待进入修复和再平衡的新阶段。我们需要从建立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入手，确保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开放、更加包容和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围绕发展这一根本问题，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形成多方合作共赢和普遍收益、共同接受的新型多边合作发展治理体系。这样的全球化才有内在动力和发展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