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兴洲认为：“现阶段，在我国一些人口大规模流入的城市完全做到‘租购同权’还不太现实，最大难点是优质公共资源的供给能力不足，特别是与‘学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教育资源明显短缺。”她认为，一座城市涌入大量人口后，子女就学的需求会大幅度增加，但当地教育资源并不会随着人口流动而立即同比例大量增加，由此会造成供需矛盾、教育资源供给紧张。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此番推动“租购同权”的城市大多并非人口流入压力最凸显、租房者扩权需求最强烈的城市。正如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李铁所说，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控制人口、控制土地供应、控制户籍等措施，事实上就是对“权”的限制，“租购同权”的实施还面临着许多刚性制约。
从另一方面看，“租购同权”也非“盲目画饼”，而是大势所趋、现实所需。
“中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既然是‘住’，除了自有产权的房子之外，租赁住房也是解决‘住有所居’的一种重要方式。”任兴洲认为，“当前我国要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租售并举来满足城镇各类人群的住房需求，而要使‘租售并举’落到实处，‘租购同权’势必要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过去，我国城镇中有一些福利和享用公共资源的权利附着在产权住房之上，比如买了房子就更容易落户，落户后孩子就有享受在‘学区’入学的权利。再加上购房会带来‘财富效益’，升值空间大，人们就会更踊跃地购房。尤其在供需矛盾比较突出的一、二线城市，购房需求越来越旺，房价容易出现过快上涨。而租赁住房者很难享有教育等公共资源。”在任兴洲看来，如果让租房者也能逐步享受到同等的公共资源，这些人群就不一定非挤到购房的“独木桥”上，“这样一来，人们买房会更加理性，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平稳良性发展。”
租购同权会推动租金上涨吗？
目前各地新政在“同权”方面仍留有较高准入门槛。只要收入水平没有大幅调整，租金水平就不会有太大变化
“前几个月，全家一到周末，就四处看房、谈合同。‘租购同权’的信号一出来，我们就把买房计划搁置起来了。先观望观望，看看市场是个什么走势。”袁倩的邻居王海一家目前还在租房，“幸好小区幼儿园的学位充足，闺女能就近入园，可几年后上小学咋办？都抢着上好学校，不买房能挤到前面吗？”王海坦言现在的心情很微妙，“房子肯定还是要买的，只不过希望‘租购同权’能让房价有所松动。”
同样心情微妙的还有已经“上车”的有房一族。“如果租房者权利提高了，那租金是不是就能涨？可如果大家都被吸引着去租房，房产本身的价值会不会缩水？”相关细则没出来，袁倩现在也拿不太准。
“租购同权”，到底会给住房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可能会给市场带来短期波动，但绝不该夸大它的效应。”链家研究院院长杨现领认为，目前各地新政在“同权”方面仍留有较高的准入门槛，带来的实质性改变并不大。更重要的是，决定一个地区房租水平的核心因素是当地人的平均收入水平。“根据我们的分析，国内租房者一般会将个人收入中的1/3左右拿来租房。二线城市租金收入比一般不超过25%，三四线普遍在20%以下。如果租金过高，就会导致换租。只要收入水平没有大幅调整，租金水平并不会有太大变化。”
“‘租购同权’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对市场的影响，而在于解决年轻人的刚性居住需求，让租房也能成为一种体面的生活方式。”杨现领认为，落实“租购同权”还应该更接地气，重点考虑新市民眼下最迫切的需求，“首先要解决能方便办理居住证、不被房东随意驱赶、不被随意涨租金、孕妇可以生孩子等问题。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在城市站稳脚跟，下一步才会产生对学区的需求。”
任兴洲认为，“租购同权”绝不单是一个住房问题，更取决于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和管理能力的现代化，尤其是在教育制度和相关资源的供给方面。现在人口流动越来越快，但义务教育资金投入在不同省份之间很难流动起来。应逐步改变这种机制，使人口流入地获得相应义务教育的财力支持，让其有足够的能力改善当地教育条件，增加优质公共资源的供给。“同时，还要做好配套的制度设计，避免造成过度的人口‘虹吸效应’，加重‘大城市病’。因此，与租购同权相伴随的，必须是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