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勇
李达的“大勇”，是一种敢于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讲马克思主义就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言行一致，决不能墙头一棵草，风吹两边倒。”这是李达一生的座右铭。
大革命失败后，李达被国民党当局通缉，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和生命危险，但他从未向各种反动势力的威逼低头。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李达四处躲避国民党追捕，于9月底在李汉俊的帮助下来到武昌中山大学任教。12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包围武昌中山大学，搜捕进步师生。在许德珩的资助下，李达又秘密逃往上海。李达离开武昌的次日，李汉俊等人被捕并被军阀胡宗铎杀害。
1928—1932年，在上海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险恶环境中，李达不仅自己发表了许多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著，而且与邓初民等人创办了昆仑书店，后又自己创办了笔耕堂书店，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上海政法学院和暨南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李达的行动处处受到反动势力的监视，不仅被法国巡捕抄家，而且被国民党特务打断右手和肩骨，致使他住院医治7个星期。他愤怒而坚定地说：“反动派想打断我的右臂，不让我再拿笔，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
1932—1937年在北平任教期间，李达这位著名的红色教授自然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李达一到北平，就受到国民党宪兵和特务的监视，蓝衣社特务甚至在教室的走廊上偷听他讲课。碰到这种情况，李达干脆“哑子讲课，以笔代口”，边擦黑板边板书所讲内容，听课学生不禁为他的机智和飞快的板书本领叫绝。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回忆说：当时，李达是北平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进步势力的中心人物”，是“进步师生与反动派做斗争的一面旗帜”。李达对于自己面临的各种危险是有充分心理准备的。他身边一直放着一个铺盖卷及毛巾、牙刷等，随时准备坐牢。他甚至还做了大皮袄，准备在寒冬腊月在监狱里坚持写书。
1947—1948年，李达在湖南大学任教期间，有三个反动机关都把他列为黑名单的第一名，他在校内外的活动都受到严密监视，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学校当局还故意不让他讲授其最有造诣的哲学和经济学，而要他讲授法理学。而他则表示，无论讲什么，“要我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办不到！”在讲授法理学过程中，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法律现象，并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玩弄“制宪”的阴谋。
20世纪50年代，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否定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原则。李达认为，这些主张是根本错误的。在一些文章和报告中，他反复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社会主义阶段必须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原则。
1966年初，林彪等人鼓吹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甚嚣尘上。当时，李达正在根据毛泽东的嘱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他对助手们说：“什么顶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发展了？我们不要写这个！”有人提醒他这是林彪说的。李达听后更火了，激动地说：“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怎么能有顶峰呢？这个说法不科学，不管谁说的都一样。”李达为坚持真理奋斗到了最后一息。
作者
汪信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人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李达全集》主编。
链接
《李达全集》
李达是十月革命后我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产生的“名家大师”之一。《李达全集》是以武汉大学汪信砚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的最终成果,为李达思想研究提供了最准确、最完整、最权威的文本，填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文本研究与整理的一项空白。
《李达全集》共20卷、920万字,专家认为其具有五大特色——
一是全面。它汇集了目前国内外所能收集到的全部李达论著、译著、讲义和书信，是最全面反映李达思想的文献。
二是信实。编纂者综合运用文献学方法、文本学方法、编纂学方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在深入理解文本理念、文本建构过程、文本结构、文本意义以及不同文体的论著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有效克服和校正了李达早期论著所存在的原始信息不全、多样化署名、译名不统一、版本差异、印刷错误等问题，准确地反映了李达思想。
三是新颖。编纂者坚持尊重历史、忠于原文的原则，不掩盖历史、不粉饰人物，完整地再现了李达一生的真实心路历程，体现了全新的历史人物全集编纂理念。
四是厚重。编纂者坚持整理与研究相结合，把编纂工作建立在对李达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对有关史实的详细考证基础之上，在文本整理中融入了丰富的学术含量。
五是精美。《李达全集》经过精心编辑和校对，设计典雅，印刷精美，是人民出版社全力打造的一套精品力作。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