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成就是文化自信底气的基础
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我们要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文化自信的底气。文化自信是最持久和最深厚的自信，它起精神支撑作用，贯穿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之中。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成就，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极大地增强了文化自信的底气。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无比增强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的确，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伟大成就，无比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底气。一个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华文化，与一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和平发展中的中华文化相比；一个经济落后不断挨打，处于世界边缘时期的中华文化，和日益走向世界政治舞台中心的中华文化相比，哪个更具文化自信的底气，这是不言而喻的。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是文化底气的经济、政治支撑。可以断言，随着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文化自信的底气会不断提升。
当年，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为什么对文化抱着一种悲观主义态度呢？因为西方文化的没落，其实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没落的映射。资本主义制度在几百年的发展史中，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它逐渐走过了辉煌鼎盛时期。斯宾格勒的文化悲观主义其实是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走向没落的一种预言。文化的活力不可能离开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支撑。中华文化自信的底气，正在于中国道路向世界贡献的现代化的新方案、新式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以及不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的社会发展理论。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往前走，还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永远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们还存在不少社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不断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时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将会进一步提升。
4、文化政策是增强文化自信底气的制度化保证
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都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文化建设也是一样。文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使我们对制定正确文化政策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有深切的体会。因为执政党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实行什么样的文化政策，对于能否正确处理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现代关系至关重要。
从理论上来说，无产阶级对待民族文化传统与资产阶级相比更具科学态度、更具宽阔的眼界和胸怀。当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主义先驱，在继承和吸收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他们最感兴趣的不再是文化传统，而是证券交易所和利润，是对职位与收入的担忧和极其卑鄙的向上爬的思想。恩格斯在历数资产阶级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屑态度后说，“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当无产阶级还处于被统治地位时，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只能是一种理论，而不可能是一种现实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从自身经验中认识到，传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必须变成一项具有理论性和约束性的国家政策，由全党和全社会各相关机构共同实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就表明我们国家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重要性与迫切性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意见》对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保障措施以及如何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如何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等，都有明确而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以及使之成为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提高到国家文化战略层面，并作为一项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机构的责任，提高了全国人民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坚决执行这一政策，有助于提高文化自信的底气。
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及其创造性发展，是中华文化发展上的客观现实。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气问题是对中华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这是一种超越纯文化的角度，对当代文化自信和底气问题置于社会的总体性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比单纯就文化谈文化自信，更会令人信服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对文化自信底气的增强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