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有古老的文明，如“四大文明古国”，除中国之外，各国后来的文明演变都显得特别剧烈，以至于面目全非者大有存在。反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化，既循序渐进，又源远流长。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值得探究。
【关键词】中国历史 连续性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在介绍中国文明的总体状况时，以印度为对象进行比较，指出：“与印度文明的松散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者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历史文化的强大连续性，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征。
中国文化的核心政治观念从未发生动摇，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重要表现
中国历史与文化，确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这种发展，并没有对前一阶段的文明成果彻底砸烂推翻，而是有继承有发展，用孔子的说法即“损益”。虽然有改朝换代，虽然有外部力量入侵，但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面貌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文明的连续性因而获得承认。
中国古代历史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夏商周时代可以称为贵族时代，其政治、文化都由贵族主导。秦汉以后的新时代，可以称作士大夫时代，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士大夫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核心功能。
中国与西方早期国家的历史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夏商周的贵族时代，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贵族很类似。从部落贵族发展出来的国家统治集团，依靠血缘关系维系统治，而贵族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拥有无法比拟的特权。贵族内部也有等级划分，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系统标志着贵族内部的等级性。中国没有西方式的神庙组织，但中国有发达的宗法体系，在维护贵族体制上，发挥重要的功能。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贵族时代走上完结之路。贵族时代的完结，并不意味着贵族时代的一切都化为灰烬，损益的历史发展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出来。商鞅变法，把传统的贵族爵位体系创造性地改造为军功爵系统，不论出身，只要立下军功，就可以获得或晋升爵位。世卿世禄的历史走向没落，贵族教育的内容，如六艺之学，也通过孔子这样的士人，传递到一般社会。“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让以往的贵族文化转化为一般的社会文化。士人地位崛起，由于他们掌握文化资源，血缘不再是人才优劣的标准。尚贤思想成为各家各派的基本主张，士人取代贵族在各国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这个历史运动，直到汉武帝时期推广“察举制”，最终落实到系统的制度设计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政治意义，不仅在于各家各派努力推行自己的理论主张，也包括对君主制的推动。就君主而言，不仅实际的政策需要士人建议和制定，而且，国家理论问题，比如君主定位、功能、价值等，也是各家争鸣的内容。君主从贵族的一员，变成国家的首脑和主权化身，尤其是全民的利益代表，是各派思想家共同论证的结果。君主制最终发展为皇帝制度。皇帝制度下君主的至高地位确立了，但同时也意味着接受了某种思想理论，这个过程其实是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化。秦始皇接受法家治理的思想，汉初看重黄老思想的价值，直到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儒家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的努力，终于完成。
对于国家而言，意识形态相当于国家的政治伦理，不仅拥有帮助国家治理社会的功能，也有约束统治者、利用意识形态理论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批评的功能。国家从野蛮进入文明，意识形态的获得是关键分水岭。在早期的野蛮国家时期，国家是掠夺性的利益集团，凡利益所在，从不考虑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的存在，把国家的行为列入评判对象，这就可以理解，古代读书人在批评政府的时候，为什么会理直气壮。美国学者福山曾经搞不懂为什么中国的专制君主行为常常十分理性，就是因为他忽略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与功能。因为意识形态包含政治伦理，汉代以后虽然时有冲击，意识形态本身也有变化，但没有发生过根本性替代，从而保证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政治观念从未发生动摇，这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重要表现，也成为支撑历史连续性的思想根据。
贵族社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四民”社会，“四民”即“士农工商”，这不再是等级的组合，主要是行业分工。社会从原来贵族的等级社会进入平面化社会，社会的开放性是贵族社会无法比拟的。新的君主制，通过郡县制直接建立在编户齐民的社会秩序中，官员考核，乡举里选，努力摒弃血缘力量的渗透，所以福山认为，秦汉的制度在世界的范围看，最具“现代性”。士人在中国社会中功能特殊，但士人的基本特征在于文化的掌握，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理论，即国家的意识形态。士人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利益集团，在“士农工商”的“四民”概念中，士的人群外延最为模糊，士群体的流动性决定了这一特征。士群体的流动性与文官系统的流动性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在保持中国文化传统、维护国家的统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建设作用。
中国历史上存在改朝换代。旧朝代无法克服面对的危机，最终在内外交困中灭亡。取而代之的新朝，接受前朝的教训，调整政策，革新制度，从而迎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在传统的意识形态中，改朝换代是政治理论的一部分，这就是“革命说”。改朝换代有损益、有扬弃，往往不是否定前朝的一切，而是把革命严格限制在改朝换代的政治行为之内。这是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体现。努力减少改朝换代过程中的破坏性，是传统革命观的重要内容。革命成功之后，新政权迅速调整政策，变“马上打天下”为“马下坐天下”，这就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一从西汉初年确定下来的理论和政策，基本上得到历朝历代的遵行。
中国历史文化在独立的环境中，逐渐积累，顺序发展
总体上看，中国文明的外部坏境是特殊的，一言以蔽之，即孤立性。
古代世界的空间是有限的，主要是欧亚大陆加非洲北部，因为苏伊士运河并不存在，红海尚不构成交通障碍，所以西亚至北非的交通是通畅的。看看文明古国的分布，就会发现西重东轻的规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都是环绕地中海的，稍远一点的古印度，与地中海地区的交往也比较便利。地中海周边，一旦有帝国兴起，帝国的征服就会环地中海发生，古埃及帝国、巴比伦、波斯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无不重复着同样的征服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