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转型下的居住模式
以下使用简单的交叉表分析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和同住模式及其变化，同时构建了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以便控制相关变量查看子女的因素或父母的因素对他们居住模式的影响。模型一和模型二的因变量分别是子/女与父/母居住的距离、子/女与父/母每年见面的次数(见表4)。模型的自变量分别是地区变量(现住省/市、现住地的城乡类别)、子女变量(出生年代、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和父母变量(性别、健康状况、收入、是否丧偶)。其中，城乡类别、收入、受教育程度、性别代表了思想观念变量；而子女出生年代、婚姻状况、父母健康状况等代表了生命历程变量。
(一)传统性与居住模式
1.父母依然倾向于跟儿子居住
中国传统的家庭居住模式是父母年老之后与至少一个已婚儿子同住并接受儿孙的赡养。[5]调查结果显示，在农村，相比于女儿，父母与儿子住在一起的比例依然较高。2004年的农村居民数据显示(见表5)，父亲与儿子同住的比例为45%左右；而父母与女儿同住的比例仅为5%左右。如果以“走路在10分钟内”作为住在附近的话，那么女儿与父母住在附近的比例超过六成，而儿子与父母住在附近的比例则为四成。从模型结果可知(见表4)，女儿与父母居住距离更远，儿子与父母的居住距离更近，见面次数也是如此，女儿与父母的见面频率更少，儿子与父母的见面频率更高，这与我国的传统观念一致，儿子比女儿承担更多的父母养老责任。对于台湾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项家庭研究也表明，老人主要还是选择与成年儿子共同居住。[7]
2.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下降，且居住距离变远
然而，传统的居住模式正在经历着变迁，父母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正在下降。农村居民中儿子与父母同住的比例由2004年的44%~45%下降到2011年的36%~37%(见表5)。不仅如此，农村儿子与父母居住距离为“走路10分钟内”的比例也由2004年的45%~46%下降到2011年的41%左右。虽然农村女儿与父母同住的比例一直比较低，但女儿与父母居住距离为“走路10分钟内”的比例也大幅度下降。尽管城市子女和父母同住的比例略有提升，而不是像农村子女那样下降。从2004年到2011年，城市儿子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提升了1~2个百分点，而女儿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提升了3~4个百分点。但这极有可能是城市住宅的限制和房价上升所导致的。因为城市儿子与父母居住距离为“走路10分钟内”的比例由2004年的42%下降到2011年的22%~23%。城市女儿与父母的该比例也大幅下降。因此，不论城乡父母与子女居住的距离正变得越来越远。
表5 子女与父母居住状况构成（%）
3.城市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低于农村
由于现代化与工业化的相伴相随，农村地区保持传统性的程度更高，使老年人居住安排在农村和城市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城市居民的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低于农村居民，农村的儿子大约四成与父母同住，而城市的儿子大约两成与父母同住；但女儿与父母同住的比例几乎没有城乡差异。从模型结果可知(见表4)，居住在大中城市的子女与父母居住距离最远，与父母见面次数最少；居住在农村的子女与父母居住距离最近，与父母见面次数最多；居住在小城镇的子女居中。一方面，小农经济主导的农村社会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低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对家族的高依赖性使得传统家庭观念得以保留；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更不健全，老年人的脆弱性更高，目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尚在推广阶段，大部分农村老年人无法依靠养老金来生活，从而会更依赖子女来养老。
(二)现代性与居住模式
影响“个人现代化”的因素包括教育、职业经验、接触大众传播媒介、参与社会组织、都市生活经验等，其中，最容易被测量的是受教育程度。社会心理学者多布(Doob)、多森(Dawson)编制了现代化的测量量表，测试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现代性的得分高度相关，可见接受现代教育是个人获得现代性或被现代化改造的重要途径。
1.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和父母同住的比例呈倒U关系
模型结果可知(见表4)，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居住安排的影响并非单调的，而是呈现U形关系，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子女居住离父母最远，初中文化程度的子女居住离父母最近，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子女居住离父母也较远；与见面次数表现一致，初中文化程度的子女与父母见面最频繁，其次是高中文化程度的子女，而大专以上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子女与父母见面不多。从表6可知，对于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子女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与父母同住的比例越高。对于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子女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越小。从居住距离来看，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居住离父母越远。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子女离开父母的庇护，远离家乡求学或就业的可能性越大，特别是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子女，离家上大学之后就很难再回来和父母居住，所以超过四成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的子女与父母居住距离车程超过1小时(含省外或市外)。
表6 以儿子受教育成都划分的儿子与父亲居住状况构成（%）
表7 以父亲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子女与父母居住状况构成（%）
2.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难与子女同住
表7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亲与已婚儿子同住的比例越低，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父亲与儿子同住的比例为27.78%，小学文化程度的父亲与儿子同住的比例为35.17%，对于不识字、识字很少、私塾文化程度的父亲，与儿子同住的比例差异不显著。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亲与儿子居住的距离越远，与儿子居住距离为“走路10分钟内”的比例随着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而与儿子居住距离为“车程超过1小时”的比例随着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然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似乎对与女儿的居住距离没有特别的影响，但也可以看出，受过高等教育的父亲与女儿居住距离较远的比例略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父亲。
其他研究也证实了以上结论。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北京老年人更倾向于独立居住，台湾地区的女性老年人也是如此，[8]退休前职业地位更高的人也倾向于独立居住。[9]一些学者认为，不论是父母还是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经济能力越强，充足的物质条件和独立的经济能力是导致父母与子女分开居住的重要原因。如果老年人有足够的经济来源，不需要依赖子女，便会倾向于独立居住，否则便主动愿意与已婚儿子一起居住。[10]
然而，在传统社会，富裕家庭以大家族、多代同堂的形式共同居住和生活的情况普遍存在，可见经济富足并不足以使得代际分离。模型结果显示，子女的收入与代际居住距离的关系不显著。但子女收入越高，与父母见面的次数越少；父母的收入越高与子女的居住距离越近，与子女的见面次数也越频繁。个体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个体的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进行改造的过程，由此建立开放、包容、民主、理性、独立、自由的价值观念，反映在生活方式上，就倾向于成年子女与父母分开独立居住。
(三)生命历程与居住模式
在社会转型期，传统性和现代性同时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里，此时影响成年子女与父母居住安排的是各自的生命历程，即在不同生命阶段对上辈或下辈的需求和依赖性。
1.年龄越小、未婚的子女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越大
从子女的分年龄数据来看，子女的年龄越大，与父母同住的比例就越低，经济独立后便离开父母居住，超过五成的20~29岁子女与父母同住，但只有两成的60~69岁子女与父母同住。从序次Logistic模型结果可知(见表4)，未婚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近，其次是离婚或丧偶的子女，与父母居住距离最远的是已婚子女。同时，子女的年龄与离父母的距离呈现倒U型关系，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与父母居住距离最近，随着年龄增长，离父母的距离越来越远，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与父母居住距离最远，以此为拐点，年纪更大的人与父母居住距离更近了。
表8 以儿子的年龄划分的儿子与父母居住状况构成（%）
2.老年人身体状况变差使得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提升
老年人自身健康状况、自理能力、对精神慰藉的需求程度等因素对其居住安排会产生影响。结果显示，父母的健康状况与同住率呈现U型特征，当父母身体状况很好的时候，父母与子女同住比例较高；当父母健康状况一般的时候，父母与子女同住比例最低；当父母健康状况非常不好时，同住比例再次提高，从序次Logistic模型结果可知(见表4)，丧偶的父亲或母亲与子女居住的距离更近。较为年轻的父母身体状况较好，子女也比较年轻，此时子女经济水平不高且父母也可以帮助带孙子女，此时同住率高是由子女的需求导致的。此后的同住率升高则是由于父母的需求引起的，体弱丧偶的父母需要子女照顾使得同住率提升。模型结果也表明，随着子女年龄增长到超过一个界限，与父母的居住距离会缩短。郭志刚研究发现，父母年龄越大与后代同住的可能性越大，[11]对台湾地区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12]因此，父母的照料需求可以使代际距离缩短，这也反映出尽管现代性改变了人们代际居住模式的观念，但代际间的情感纽带依然紧密，可以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出现。
表9 分健康状况的父母与子女的居住距离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