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在“5·17”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新闻学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性学科，现有的学科实力、学术贡献度以及话语能力与这场深广的社会变革所提出的吁求比起来，还有不小的距离。虽说其他学科同样也存在这样的差距，但新闻传播学的紧迫性更强，这是因为新闻传播学已深处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影响当中。新闻传播学面临的问题场域被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革命打开了全新的疆域，新闻传播学从来没有遭遇过现今这么深刻且广泛的冲击和挑战。这些冲击和挑战使得原先那些确定的理论命题需要修正、升级和完善，甚至会给原有的理论话语存量带来颠覆性的冲击。面对新的媒体现实和高度媒介化的世界，如何从中穿越而过，进而把握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性？在资讯严重过剩，社会现实与虚拟世界交叉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时代，在“无社交，不新闻”的“后真相”时代，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揭示真相，满足人民全面客观正确地理解中国和世界的需求？ 如何对关联变量发生了几何级数增长的复杂媒介系统进行理论提炼和概括，增强理论的硬度，让理论变得有解释力和预见性？ 如何让理论更好地指导媒介实践，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发展？回答这些问题，都离不开新闻传播学的话语体系创新。笔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的话语体系创新，须要兼顾以下诸个面向。
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盘”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基本盘”。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不仅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也不仅因为它是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话语的理论元命题，而是源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具有的理论优势和道义优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是人民报刊思想。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基于纸媒时代的理论判断和思想命题。这一理论判断和思想命题经历了170多年的实践淬炼和理论考验，始终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和价值感召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不是抽象的理论教条，也不是任人打扮的理论新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
对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当如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话语体系的源头活水，离开这一理论和思想的源头，我们的理论和思想创新也就会失去历史方位和时代方向。
回应时代重大命题
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抽象，它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一个理论若不能回应实践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理论的合法性就会踩空。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创新乏力，首先表现在：理论研究对生生不息的新闻传播实践缺乏有力的回应，尤其是对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鲜有正面、有力的回应。当下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而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变化更为深广。中国社会转型正好遇到以新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传播革命。这双重变革叠加在一起，释放出天量级的能量，对当下中国构成重大影响。传播系统作为连接社会系统各个器官的传感系统，其功能不是局限于局部，而在全局。如今，中国传播系统的内涵、结构、功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要求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能够跟进新闻传播实践的深刻变革，有力回应来自实践一线的挑战，迎面破解重大难题。但是，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在这方面恰恰与发生剧烈变革的实践存在极大的落差。造成这种落差不能简单归咎于新闻传播学界自身，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第一时间关注着实践的潮汐涨落，那些批量生产的研究成果，皆是我们新闻传播研究者在海边捡拾的知识贝壳，其中有不少亮点之作。问题是，新闻传播实践变革太快，影响太深广，这些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理论能力极限，现有的理论存量难以承载超重的实践问题。在天量级的新闻传播实践面前，现有的理论支点已经支撑不起。一些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分析逻辑远远透支，不能系统、有力地解释实践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结果是，我们只能在理论上“打补丁”，在原有理论“孤岛”上守望，而未能建构一个相对自足、完整的理论“岛链”，以回应来自实践的空前挑战。来自实践层面的困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而我们的新闻传播理论并没有在这个理论期待甚为迫切的时段展示出理论的光芒和锋芒。来自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亟待理论研究去探讨。但不少新闻传播理论仍在“内河”中兜圈子，没有产生与中国社会大转型、新传播革命相匹配的大理论来。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新闻传播研究劳而无功，生产出大量浅表化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未能形成一种结构性、系统性的解释力，也不能为实践提供前瞻性的启迪和引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