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国往往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文明，因而都有自身的核心价值观，但如果每个大国都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他国，视其为国际社会的唯一价值标准，借价值观外交之名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大国之间必然出现不和。大国关系在价值体系上的这个基本面，决定了治理大国关系不能抱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更不能抱有“道不同，则干之”的态度，而应要有“道不同，可相为谋”的气度，相互尊重，在包容差异的基础上积累合作成果。
习近平大国关系治理思想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坚持的大国外交不以意识形态来划线的基本方针，在此基础上，多次进一步阐明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之间要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的立场。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
为此，在思路上，大国之间应彼此尊重各自的核心价值观和基于国情、历史形成的政治制度，不相互贬低，不相互否定，同时在处理国际问题上逐步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循着共商、共建、共赢、共生的原则解决国际难题。减少意识形态因素对大国关系治理的影响，并不是说大国不应重视国内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建设。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不重视国内意识形态的建设，并且大国在国内重视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建设，是其内政主权，但是，应反对一国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强加他国，这不利于大国间的和平共处。
要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主持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关于和平发展道路的集体学习中，以及在国外出访的多次演讲中，习近平反复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提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也应该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是走不通的，更多国家共同来走，才能壮大制约战争的综合力量，和平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行稳致远。在大国关系治理中，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应该成为对某一个大国的单方面约束，而是要成为所有大国的共同自我约束。
要坚持不对抗不冲突的结伴不结盟原则
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中国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及到大国关系治理上，就是大国不能建立针对其他大国的军事结盟体系，以免陷入对抗性的安全怪圈中。结盟对抗祸害无穷，搬起石头砸别人的脚，最后也砸了自己的脚。在论述安全问题时，习近平曾引用了哈萨克斯坦的谚语“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形象地说明了大国相互之间持有对抗思维的危害性。
冷战留给国际政治的教训是结盟对抗害人害己，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内部纷争不断，也与军事结盟文化的盛行有很大关系。历史上，但凡一个多极世界被军事结盟政治所绑架，最终必然演化为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悲剧，严重威胁国际和平，这是西方国际关系史的悲剧和悲哀。客观地说，当前国际关系中仍然存在军事结盟体系，中国并不反对一些国家由于历史因素所形成的军事结盟体系，但是，中国反对这类军事结盟体系的强化，以及直接或间接地针对第三方，把一个第三方作为假想敌。如何避免结盟对抗，确实是当今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责任所在。实际上，军事结盟体系正日益成为个别大国沉重的国际国内包袱。中国为这一问题提出的出路，是走不对抗不冲突的结伴不结盟道路。
要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互联互通机制
愚者求异，智者求同，仁者求通。大国之间在任何问题上都完全相同，不符合客观实际，所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但是，大国之间如果总是找彼此之间的不同，或者夸大不同和放大分歧，合作就会很困难，就更难有共赢的空间。为此，大国之间需要树立求通思维，聚同化异，扩大合作的交集面。
习近平在其他大国访问时，重视从彼此共通的角度阐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理念，在同俄罗斯阐述“一带一路”战略时，强调“一带一路”要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起来；在美国讲述中国梦时，指出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是相通的；在印度阐述和平思想时，强调中国墨家的“兼爱”思想与印度哲学中的“不害”思想是一致的。
大国之间的分歧和“不通”，既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于大国内政与外交之间。一些大国由于内部制度设计的原因，经常出现内政否决国际合作协议的现象，增加了大国关系治理的成本。弥合大国之间以及大国内政与外交之间的分歧，就需要践行协商民主精神，加强沟通和商量，而不是夸大分歧和制造沟通的障碍，以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互联互通机制。
十八大以来，中国巩固并发展了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的从国家元首到政府要员之间的友好互动关系，促进了双边行政、立法、司法、地方、民间、人文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沟通，力图为大国关系治理提供坚实的内政和社会民意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