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员判断问题的根据，就是科学和实际”
任新民崇尚“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上”，并以此作为规范和指导自己言行的座右铭。他经常对同事和下属讲：“科技人员判断问题，特别是技术问题的根据，就是科学和实际。”他也曾激动地说：“如果只凭外国人讲的和书本上的东西办事，那只需要一些翻译和资料员就行了，那要我们这些科技人员干什么？！”
任新民曾这样阐释他对“不唯上”的理解：“不唯上，不是说领导的话都不听、不管。问题的关键是，领导让你提出意见或对酝酿中的事情提出意见时，你应该认真地进行独立思考、分析、判断，实实在在地讲出自己的心里话，不能只讲空话、套话，不能看领导眼色、听领导口气、揣摩领导意图与好恶来谈个人意见，更不能顺杆儿爬。”
1970年4月14日晚，钱学森、任新民等从卫星发射场返京的领导和科技人员，同国防科委、七机部军管会领导，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及其运载火箭长征一号在发射场的测试情况。其间，有领导提出卫星上是否安装安全自毁系统的问题，认为卫星在轨道上如果出现故障，带着《东方红》乐曲坠入大海，政治影响不好。
军管会副主任杨国宇捅了捅坐在身旁的任新民说：“老任，你说说。”这时周总理走到他面前，停住脚步问道：“任新民同志，你是什么意见？”此时，任新民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卫星上最好不要装安全自毁系统。在星箭还未分离、卫星还没有入轨时，如果卫星出现问题，箭上的安全自毁系统可将星箭一起炸毁；入轨后，如果卫星出现故障，可在坠入大气层时烧毁，也不会对地面、海面造成安全威胁。如果卫星上装了安全自毁系统，在发射过程和卫星在轨运行时，由于无线电信号颇多，可能炸毁好星。”
周总理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一边抬起头来说：“哦，你是这个意见呀！”
汇报会最后，周总理郑重地说：“关于卫星装不装安全自毁系统的问题，我要向政治局和毛主席报告，在你们返回发射基地前通知你们。”最终，决定卫星上不装安全自毁系统。
任新民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结合实际的科研思想和作风，在航天型号工程研制和试验中的实例，不胜枚举。当年，曾负责长征一号二级发动机研制和一直从事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贵田，对任新民十分敬佩。他说：“任老总最大的特点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深入实际。”
“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任新民曾任多项航天型号工程总设计师或技术负责人，遇到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属于家常便饭，都需要他分析、判断和决策。他肩负重任，不辱使命，适时果断地做出决策。
1982年12月，经过反复研究与论证，制定了解决氢氧发动机缩火问题的改进措施。这些措施是否有效，必须通过发动机试车进行检验。为此，安排一次试车顺理成章，也比较稳妥，但要耗费一笔经费。更主要的是，研制进度将为此拖后，赶不上1983年秋至1984年春的发射窗口。
事态严峻，任新民心急如焚。在已定的研制计划中，12月13日有一次长征三号的简易试车，如果能在此次简易试车后，氢氧发动机不下台进行分解、清洗和重装，而直接进行检验解决缩火措施的试车，不仅能节省人力、财力、物力，还能争取到一个多月的研制时间。
当时能否进行连续试车，成为任新民亟待考虑和决策的重大问题。他详细查阅了氢氧发动机历次试车的数据、总结报告及发动机拆装情况的记录，并同有关设计人员、工艺人员、试验人员进行了分析讨论，初步形成了可进行连续试车的设想。
但要真正统一思想，形成决策，并非易事。大多数科技领导和科技人员认为风险太大，不大同意连续试车。任新民深知，这一决策的分量，他暗自思忖：“单独进行一次试车，同样存在失败的可能。但这无可指责，只分析故障原因，改进措施就是了。但如果连续试车出了问题，就如同医生在给病人做手术时，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可能会被冠以违反科研程序之罪名，声名狼藉。”
思量再三，任新民告诫自己：“应该相信自己和有关人员的分析、判断，如果一点儿风险都不敢冒，那是私心杂念在作怪，是懦夫。”最终，他决定采用连续试车的办法。
在讨论连续试车任务书的总师扩大会议上，有人提出：“任务书上应写明经任老总决定。”任新民同在场的人都清楚，这样的表述隐含着责任问题，也是不赞成连续试车者意见的一种表达。有人打圆场说：“还是写经总师扩大会议研究决定为宜。”这时，任新民腾地站了起来说：“就写任新民决定，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连续试车取得圆满成功，氢氧发动机一、二次点火启动干净利落，火焰均匀、平稳而明亮，缩火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试车成功后，欢呼声、祝贺声响彻试车台所在的山沟，同事们争相同任新民握手祝贺，赞扬他“无私无畏，敢于决策”“艺高人胆大”。他只是频频点头，连声说：“大家辛苦了，谢谢。”
还有一次更为惊心动魄、风险更高的决策。那是1986年2月1日，任新民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持我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甲的发射，火箭三级氢氧发动机已进入射前地面预令的程序，下达了射前15分钟准备的口令，在塔架上的最后一批人员已撤离。
任新民在指挥控制室里接过秘书送上的发射任务书，正在审阅签字。广播里突然传来了氢氧发动机舱氢浓度升高的声音。他一听，脸马上沉了下来，“啪”的一声合上了发射任务书的夹子，无奈地说：“这还怎么签？！”随即起身，一路小跑直奔发射塔架，来到氢氧发动机那层塔架平台。
航天部一院院长、试验队队长李伯勇，长征三号总设计师谢光选，副总设计师范士合、王之任等，也都同时到了这层平台。任新民问搞氢浓度检测的同志：“你们认为氢浓度为什么升高？”对方回答：“可能是氧先液化、固化了。”
任新民敏锐地反问道：“那真空度为什么没升高？”对方嗫嚅地回答说：“这我说不清了。”这时，任新民已意识到，再问其他人或再问下去，包括氢浓度监测系统会不会出问题，问题会出在何处等，已经没有问下去的必要了。此时此刻谁也不会说出明确的意见。平台上鸦雀无声，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让人喘不过气来。
这时，李伯勇走到任新民面前：“任主任，打不打？”任新民坚定而小声地说：“打！”在听到这个“打”字后，平台上的人都陆续下去了。在发射场坪上，大家彼此相视，谁也不开口。
参试人员又都各就各位，任新民拿起这支沉重的笔，在发射任务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以示负责。
这次发射圆满成功，第一颗东方红二号甲卫星成功定点并投入运营使用。事后，任新民心有余悸地说：“这是无奈之举，实属风险决策。这枚长征三号火箭是‘打二备三’剩下来的，已经没有可换的贮箱了；再则，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已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指挥控制大厅就位了，如果中止发射，那影响可就大了，真是逼上梁山呀！但我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若是液氢箱泄漏，氢浓度的升高会很快，可当时氦质谱仪检测的氢浓度上升比较缓慢。所以，贮箱泄漏是不大可能的。据此，我才下决心‘打’。”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足可见任新民处置果断、敢于决策、勇于负责的睿智与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