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产—负债机制中，任何一个投资者的债务性资金都来自于另一个（或另几个经济主体）的资产，即A的负债是B资产的构成部分；如果B的资产中也有负债，那么，这些债务性资金又是C的资产构成部分，如此等等。由此，在资产—债务基础上形成了“资产—债务（资产）—债务（资产）—债务（资产）……”的链条。在经济金融运行中，通过资产—负债链条，各类主体形成了经济权益联动的庞大网络体系。这个网络体系大致沿着几条线索展开：其一，居民部门将消费剩余资金以存款方式存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形成了后者的负债；其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贷款等方式将吸收的存款贷放给工商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租赁公司向工商企业和其他机构提供租赁设备、房产和其他资产，形成了后者的负债；其三，政府财政部门通过发行国债或地方政府债券等方式，从居民部门、实体企业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手中获得债务性资金，形成政府财政的负债；其四，实体企业和各类金融机构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理财产品和保险凭证等债务性证券，从居民部门和其他经济主体手中获得债务性资金，形成各自的债务；其五，各类金融机构建立在信用关系或金融产品基础上以资金拆借、债券回购、同业存借款等方式展开的彼此间相互借款，形成相互间的债务；其六，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按揭贷款、消费贷款等方式向居民部门投放的各类贷款，形成居民部门的债务。此外，工商企业彼此间通过商业交易在相互赊账的基础上以预付款、定金、后付货款、多次交易一次结算等方式形成了大量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借款等背景下形成的担保关系也形成众多的债权债务链条。这一庞大的资产—债务网络覆盖了介入经济金融运作的所有个人（家庭）、实体企业、金融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和政府财政部门。在这一网络，每一个主体的债务能否按时偿付和如数偿付都直接影响着债权方的正常经济金融活动，影响着后者的资产价值变化，因此，彼此间存在着密切的联动效应。
第五，从相关理论角度看，西方金融学家提出的金融脆弱性、金融加速器和危机传染等理论认识均建立在资产—负债联动机制的基础上。
1963年，美国经济学家海曼·P·明斯基在《“它”会再次发生吗?》一文中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开辟了金融脆弱性理论的研究。它强调，不稳定性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这一方面是由商业银行等信用创造机构的高负债经营特点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银行信贷选择中遵守所谓的摩根规则（即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放贷主要依据借款人已有的信用记录，而对它们未来经营状况的预期并不特别重视）所决定的。在信用机制中信贷资金使用与偿还在时间上的分离，决定了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信用创造机构和借款人之间的存在着由资产—债务联动的内在不稳定性，由此，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自身也就有了突出的脆弱性。从历史角度看，尽管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周期性波动引致的，但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也是引致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成因。
1989年，伯南克和格特勒发表的《代理成本、净值与经济波动》一文标志着金融加速器理论的诞生。这一理论认为，对实体企业而言，外部融资的代理成本高于内部融资形成了外部融资的额外费用。这一费用主要由两个因素引致：一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银行要获得相关企业投资项目的信息有着较高的成本；二是资本市场的不完全信息，引致了借贷市场中资金分配缺乏效率和项目投资难以达到最优。外部融资的较高代理成本决定了投资严重依赖于企业资产负债表，即企业较高的现金流量和净资产对投资规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正面效应。在经济金融运行中，当实体企业受到市场的正向冲击或负向冲击从而资产净值升高或降低时，信贷市场会将这些冲击对经济金融的效应加速放大。这可称为金融加速器效应。从系统性金融风险角度看，在金融加速器理论中有三个要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代理成本具有逆经济周期特点，即在经济繁荣扩张时期，它有着下降趋势；在经济衰退萧条时期，它有着上升趋势。二是资产负债表状况是制约实体企业投资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对实体企业投资的制约力度在经济衰退萧条时期比繁荣扩张要大。三是代理成本对中小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对大型企业，因此，金融传导机制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力度更加明显。
金融危机传染理论与资产—负债机制密切相连。它认为，金融危机的传染渠道主要包括贸易、流动性不足、共同贷款人、金融资产和财富效应等五个方面。其中，流动性不足渠道是指，在投资者大量举债条件下，为了偿付到期债务，投资者只得低价出售资产所引致的金融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和金融投资恐慌状况。共同贷款人渠道是指，跨国银行在出现信贷资产（或其他金融资产）严重损失条件下，不得不大量收缩对他国的信贷规模所引致的本国金融危机传导到他国的情形。金融资产渠道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当金融资产价格下跌时，众多缺乏充分信息的投资者将以羊群效应方式追随有着信息优势的投资者，纷纷出售资产，由此加剧了资产价格的下跌；在金融资产价格下跌中，拥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受到资金借贷的紧缩性约束，只能减少投资，这又进一步抑制资产价格下跌趋势的加剧。财富效应渠道是指，在金融资产价格下行过程中，如果出现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的情形，投资者就将通过大幅变现方式来减少金融资产头寸的风险，由此将引致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和交易价格下跌趋势加剧。不难看出，资产—负债联动机制是金融危机在一国内传染乃至在国际间传染的一个主要机制。
第六，从资产—负债联动机制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触发条件看，在经济金融运行中，资产—债务联动机制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并不时时刻刻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在经济金融运行的不同层面、不同时点也时常发生（有时甚至频发）债务违约事件，但也没有屡屡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负债联动机制只是决定了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可能性。它转化为必然性需要三个依次递进的条件发生：
其一，金融资产价格持续大幅下跌。在金融市场运行中，金融产品交易价格的涨跌波动属正常现象。众多投资者正是看到了交易价格的涨跌波动才介入市场交易，同时，在交易价格波动中必然发生一部分投资者盈利另一部分投资者亏损的情形，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交易价格的涨跌波动不至于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如果交易价格持续下跌的幅度超出了一般投资者资产所能承受的限度，金融资产成为有毒资产，使得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乃至衰退，那么，投资者的亏损转化为不能偿付到期债务，由此，资产—负债的联动机制就将使得投资者的亏损风险向其他经济主体（包括没有进入金融市场交易的主体）扩散。在这种条件下，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危险性就大大增加了。
其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衰退。在投资者结构中，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起着四梁八柱的稳定器作用，是抵御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一个主要机制。一方面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市场操作对其他投资者有着示范效应，常常是羊群效应的发起者；另一方面，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体量较大，它们投资的取向、规模和结构等对市场走势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交易价格持续大幅下行走势中，如果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能够在合意的低位持续买入金融产品，不仅有利于抑制交易价格下行的趋势，而且可能逆转市场走势并获得满意的投资收益。但如果在交易价格持续下行过程中，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投资损失超出了资产负债表所能承受的程度（即资产负债表出现了严重恶化乃至衰退），有毒资产大规模形成，为了避免更加严重的损失，它们就可能大量抛售金融资产，那么，市场行情的加剧下跌一旦失去了作为稳定器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反向对冲，不仅资产—负债的联动机制将加速运转，而且系统性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震荡乃至金融危机的现实必然性将大大提高。
其三，资产—负债联动机制传递中的持续扩散效应。在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失去稳定器功能的背景下，如果央行等宏观调控部门继续维持流动性思维，则资产—负债联动机制传递中的扩散效应将借助金融脆弱性而加速发挥作用，那么，系统性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危机就将成为现实。反之，如果央行等宏观调控部门能够急速出手，买入有毒资产，切断资产—负债联动机制的在各经济主体间的传递，同时，有效支持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则系统性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危机的几率将大为降低。
综上所述，经济金融运行中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已不再局限于作为宏观调控因素的函数范畴。在资产—负债联动机制已将各个经济主体（甚至一国或地区之外）的权益链接为一张庞大的网络系统的条件下，金融市场的价格持续大幅下跌，将使微观主体的金融投资操作中的脆弱性凸显和资产负债表衰退，投资者争先恐后抛售的直接结果是，系统性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大动荡乃至金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