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
祖籍江苏泰州，1930年生于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泗水。南京中央大学肄业，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毕业，伦敦大学博士。先后任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远东历史系主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86年起，担任十年香港大学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东亚研究所主席。
87岁的王赓武教授一头银发纹丝不乱，虽是盛夏，依然身着笔挺的灰色西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时而穿插几句英文。诚如唐德刚先生当年所言，他兼具了中国儒生和英国绅士的气质。
这位老绅士的经历颇为特别。他生于印尼泗水，求学于怡保、南京、新加坡和伦敦，任教于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执掌香港大学整整十年。从港大荣休后，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席，至今已21年。
2015年11月，习近平访问新加坡时，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作陪的除了李显龙等新加坡政要，还有国立大学校长陈祝全和王赓武。演讲结束后，王赓武向习近平赠送礼物——由新加坡本土陶艺家创作的一件陶瓷艺术品。
虽已耄耋，但王赓武每周还会到东亚所上两三天班，而且都是自己开车。“现在年纪大了，尽量避免晚上开车，好在新加坡不大，开车也就十分钟。”他还每年要来两三次中国，或讲学或开会。但他都会避免冬天远行，因为在东南亚住了几十年，“早就成了热带动物”。
前段时间，王赓武三个孩子一起回新加坡看望父母，“大儿子60岁，大女儿58岁，小女儿56岁，他们都定居澳大利亚。这次他们都不带孩子，三个人和我们一起住了两个多星期，非常高兴。”
从泗水到怡保：“那时候的南洋华人都是纯粹的华侨，没有移民的概念，总是要想法回家的。”
高渊：你生在印尼泗水，这个地方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很遥远。
王赓武：印尼当时叫荷属东印度，还是荷兰人统治时期。因为我父亲在泗水华侨中学当校长，这是当地第一家华人中学。但没过多久，就遇到了全球性的经济萧条，这个中学办不下去了，只能离开了。
高渊：你父亲为什么会下南洋？
王赓武：我祖父辈从中国北方迁到江苏泰州，家里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我父亲从小读四书五经、离骚、文选，后来考进了南京东南大学的高等师范学院，他喜欢文学和英文，所以专攻英国文学，这为他后来去海外执教打下了基础。
毕业后，南京的教育部正在为南洋的华校找教师，我父亲被聘出国，先到了新加坡华侨中学，随后在吉隆坡尊孔中学、马六甲培风中学教语文，反响很好，1929年泗水成立华侨中学，他就被推荐去当校长。
高渊：离开泗水时你多大了？
王赓武：一岁多一点。我父母当时很想回国，但没有旅费，就去了马来亚霹雳州的怡保，当副视学官，就是为霹雳州政府管理当地华校。
所以我对泗水没什么印象，坦率地说，现在问我家乡在哪里，不是泗水，更不是泰州，泰州就是祖籍，而是怡保。我在那里一直住到16岁回国，从南京回来后，又在怡保住了几个月，才去新加坡念书。
1941年日军打到怡保，我父亲不愿为日本人做事，副视学官的工作就没了。当地华人都做小生意，但他一点也不会，只能到一些学校教教书。好在我们家就三个人，我没有兄弟姐妹，还可以维持。
这样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了，父亲希望我回去上大学，他也很想回国，就打算全家回去，不在南洋待下去了。所以我一直说，那时候的南洋华人都是纯粹的华侨，不是移民，从前没有移民的概念，总是要想法回家的。
回国又出国：“我很想在中国开始新的生活，但父母坚决要我回怡保，我是家中独子，就必须得走。”
高渊：你从小上的是华校还是英校？
王赓武：英校。我父亲让我到英校去练英文，华校的那些东西他可以教，他从《三字经》开始，包括《古文观止》等等，四书五经是选读的。他只教我文言文，不教白话文，也不鼓励我看白话文的书。
家里完全说中文，学校是英校，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观念思路都不一样。但也有它的好处，英文学好了之后，懂得外国人的世界观，而且当时马来亚是英国的半殖民地，不了解他们不行，所以我父亲鼓励我学好英文。
高渊：你们全家是1947年回国的？
王赓武：对，坐船回来的。这是我第二次回国，第一次是1936年，我才6岁，父母带着我回了趟老家泰州，住了大概两三个月。那次见到了祖父母，等我1947年回泰州时，祖母已经去世了，只见到了祖父。
回来大概不到一个月，就去南京考试了。我记得是6月底，天热得不得了。我父亲帮我报的名，考中央大学外文系。
高渊：为什么考外文系？
王赓武：因为别的系考不上吧。中央大学那年只招400人，而且工科多，理科还好，文科很少。我想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经费不足，当时在打内战，二是刚刚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是中央大学带头的，南京政府很头疼，干脆少招点。
高渊：在中央大学学习了几年？
王赓武：一年多一点，二年级第一个学期没念完，学校就解散了，因为解放军已经打到长江边上。
当时我父母又回到怡保了。因为我父亲身体实在不好，他回国后在中央大学附中教书，南京的冬天非常冷，屋子里没有取暖设备，他在南洋待了20多年，完全吃不消，病得很重。1947年的冬天过去后，我母亲就说一定要回怡保了，她很怕我父亲过不去南京的第二个冬天。
坦白说，我是不愿回去的，很想在中国开始新的生活。但父母坚决要我回怡保，我是家中独子，就必须得走。上海的叔父帮我买好船票，再赶到南京催促我赶紧走，这样我就只能走了。
新加坡马来亚大学首届新生：“历史系的几个老师都很好，新来的帕金森教授非常好，后来很有名，提出了著名的‘帕金森定律’。”
高渊：回到怡保后，面临怎样的变化？
王赓武：我们全家离开怡保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还会回去，所有东西都卖了。刚回去那几个月，我精神上很受打击，因为不知道以后怎么办，我在中央大学学了一年多，难道就放弃了？
高渊：后来去考了哪所大学？王赓武：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校址就是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选的是历史。历史系的几个老师都很好，新来的帕金森教授非常好，后来很有名，专门研究英国海军史。他发现，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海军，但海军司令部规模很小。二战后，英国海军没落了，海军却盖了座大楼，司令部变得非常庞大。他就提出了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指出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
帕金森教授教书非常认真，看问题又很客观，比如他教英国殖民地历史，不讲英国怎么好，而是完全从客观的角度讲。当然，他教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时候也会有偏见，但他自己知道，他会说他的偏见是什么，他认为这是主流，但可以争论。
我当年就跟他公开讨论，我那时年轻，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他相对比较保守主义。但他对我很公平，毕业后还把我留下来，当他的助教，是位好老师。
伦敦大学读博的笑话：“我一直都没得到好好的指导，好在当时看到一个英国人在写博士论文，才知道博士论文该怎么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