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渊：你是从这时候决定研究历史的？
王赓武：我上大学时，喜欢参加各种活动，演戏、办报、诗文活动等等，从来没想过当学者。后来遇到帕金森教授，他给我自由发挥的空间，他一直跟我说，你对什么有兴趣，你觉得自己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到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他建议我写本地史。而且，他要求我学会用档案，因为这是研究历史的方法。我想，我的论文一定要跟中国、跟华人有关系，就想研究康有为和孙中山。
当时去中国大陆或台湾找档案都不合适，帕金森教授说，可以去香港。他给我去香港的旅费，我在香港待了一个多月，找不少人谈。我这篇论文是想研究康梁和孙中山在新马的历史，讲的是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的保皇党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之间的斗争，当时可以说把华侨社会分裂成两部分。
我还去新亚书院拜访了钱穆，他对我态度非常好，很高兴跟我谈历史。当时，他刚出版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很薄，我特别喜欢，也是对我后来历史研究影响最深的一本书。
高渊：后来你去英国伦敦大学读博士，为何选了中国历史？
王赓武：说起来也是笑话，英国的制度很特殊，我是先拿到奖学金，至于哪个学校收我是另外一回事。我申请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想跟一位研究明史的教授学习，但我到的时候，他却走了，去了澳大利亚。
学校里面研究中国历史就那么几个，他们看到我是从东南亚来的，就让我跟一位研究东南亚历史的教授学习。他问我想研究什么，我说兴趣在中国历史，他说可以，但你要自己负责，然后他就不管我了。
高渊：他鼓励你自己研究？
王赓武：他不管的，我就天天自己去图书馆。其实，英国的教育制度就是这样，跟美国相反。美国是不管你以前学什么，可以给你一两年的功夫，培训你做这件事。英国不是，他们要求你以前的成绩非常好，收你的理由是因为你能够自学、自己做研究。
高渊：博士论文是怎么写出来的？
王赓武：我一直都没有得到好好的指导，好在当时看到一个英国人在写博士论文，才知道博士论文该怎么写。那个英国人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安禄山叛乱的历史背景》，写得很精彩，他的学问非常好，后来当了剑桥大学教授。
我刚好在研究唐史，很喜欢《资治通鉴》里唐朝的那一部分，看到他那本博士论文，我受到了启发，我就研究中国中古史了。
下决心去澳大利亚：“我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既是院长，又是系主任，还要教书，手足忙乱，研究无法持续了。”
高渊：你在伦敦大学学了几年？
王赓武：3年，主要是奖学金用完了，我的博士论文是《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1957年，回到了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历史系。
马来亚大学用的是英国那套教育体系，当时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就是系主任，别的是副教授，非常严谨的精英制度。但也有不利的地方，这让英国大学失去了很多人才，很多人都跑到美国去了。
高渊：后来为什么离开新加坡？
王赓武：这个故事长一点。我回到新加坡后，马来亚独立了，当时叫马来亚，到上世纪60年代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还是殖民地。独立之后马来亚政府就说，马来亚大学不应该在新加坡，应该在吉隆坡。但新加坡不愿意，因为学校已经发展得不错了。后来决定，马来亚大学分两个校区，分别是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和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
我们这些教师是自由选择，愿意到哪个校区都可以，我当时是马来亚公民，1959年就去了吉隆坡。没过几年，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就更名为新加坡大学了，后来再改称新加坡国立大学。
我是新加坡马来亚大学的第一批学生，还是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第一批教师。办一个新大学很有意思，那时候忙得不得了，学校也发展得很快。
我们历史系人也招得很多，我去的时候是讲师，后来是高级讲师，就被选为文学院院长，做了一年后就当教授。那里也是英国的体系，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我就成了历史系主任。
从1959年到1968年，我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工作了差不多10个学年。事情忙得不得了，学生又多，一直在到处请老师。我自己既是院长，又是系主任，还要教书，而且因为是新大学，一开始没有研究生，改文章都要自己改，没人帮忙的。
总之是手足忙乱，没有时间做研究。我有些担心，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研究方面不会有新成果。我当时出版的书，其实都是我的论文。就在这时候，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请我去当教授，这是一个研究型大学，对我的引诱力太强了。
高渊：当时，你的研究重点还是中古史吗？
王赓武：五代史做不下去了，因为在教学和管理上要花很多时间，在那种环境下很难持续。我开始做海外华人研究，尤其是东南亚华侨所面对的新问题。这些是切身问题，是我自己，也是我家人、朋友、同学、同事们都要面对的问题。
但在当时，当代中国的资料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看不到，属于禁书。在去澳大利亚前一年，就是1967年，韩国教育部请我去韩国讲学一个月，看到他们对中国的东西都保留得很好，图书馆也非常好，我看了很激动。刚巧那时候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请我去，我从韩国回来跟太太讲，“还是去吧，至少澳大利亚是开放的。”
高渊：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印象怎么样？
王赓武：他们的图书馆很好，尤其是关于当代中国的资料，能买到的他们都买。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写了几篇当代中国的研究文章，后来出了本书。
我先是当远东历史系主任，他们也是传承了英国那套制度，一个系只有系主任是教授。后来叫我当太平洋研究院院长，做了5年，我不想再做了，就回到系里当教授。这时候，香港大学来请我当校长了。
力推香港大学转型：“我去的时候，香港大学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大学，一直不重视研究，这样学校怎么办得好？”
高渊：香港大学为什么请你去当校长？
王赓武：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是为什么，而且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大学校长。
我跟港大有些接触，大概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当时我受邀担任香港的大学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负责分配政府用于大学教育的资金。英国就是这样的制度，教育部拨给大学的资金不是由政府分配的，而是由民间性质的大学委员会负责具体分配。这个委员会中有大学教授，也有商界人士。
香港的大学委员会每年开两三次会，但不是都在香港开，有时候会在英国开。我当了两三年委员，后来就不当了，但也许在那时候，香港大学校方对我有印象。
他们找校长是全球物色人选，我根本没想过，更没提出申请。有一天，香港大学来联系我，问我对校长职位有没有兴趣，是否愿意去香港谈一谈？我就跟我太太讲，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