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渊：对你来说，这个机会意味着什么？
王赓武：一是出于对当代中国的兴趣，对我来说，香港是个很好的观察点，离中国大陆不太近也不太远；二是出于历史的兴趣，当时整个东南亚已经去殖民地化了，香港还是大英帝国最后一个殖民地，我是在殖民地出生长大的，对西方帝国如何去帝国化，还是蛮感兴趣的。
高渊：你从1986年开始担任港大校长，当时你觉得港大是一所怎样的大学？
王赓武：我去的时候，香港大学是一所典型的殖民地大学，一直不重视研究。英国是帝国教育制度，好的研究型大学都在英国本土，优秀的学生都送到英国去做研究，而殖民地的学校不需要做研究。这就等于在他们自己的帝国体系内，做了分工，像港大这样的大学只要做好教学就行了。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大学没有真正一流的研究环境和研究成果，这个学校怎么办得好？我的前任黄丽松校长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他是港大第一位华人校长，他向大学委员会争取更多的研究经费，但没能获得同意。
我跟黄丽松校长的看法一致，港大有最好的学生，教师也很认真教书，不敢说每个人都不错，但总体水平相当高。所以教学方面不成问题，而且学生那么优秀，他们都会自学。但学校没有研究成果，我觉得学校不能这么办下去。
我去了之后，就不停地争取研究经费。但好不容易申请下来了，又面对一个问题，怎么鼓励老师们做研究。因为在那个环境中，大多数老师只会教学，都好多年不做研究了，这靠什么去推动呢？
一方面，我要求老师们都去申请研究基金，事先都要写好课题规划，有的人连规划都写不出来，真是头疼得很；另一方面，我们扩大了对中国大陆的研究生招生，香港的学生不爱读研究生，他们要早点赚钱。这对港大的老师又是一种压力，你不做研究，怎么带研究生？
高渊：到你1995年卸任港大校长，港大转型成功了吗？
王赓武：坦白地讲，还有一个推动力，就是港大的老师非常关心回归之后怎么样。我跟他们说，你们如果没有研究成绩，以后没人理你的，就没有希望了。他们明白，要受到内地的大学和国家教育部尊重，自己一定要有足够的学术成果。
临近回归那几年，不少港大教师移民了，这确实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但也有好处，他们走了，我可以请新的人来，对新人可以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点港大是非常有优势的，就是香港的薪水很高。当时港币和美元直接挂钩，那几年美元一直在升值，港币也就很值钱。
这样过了几年，慢慢地就好了。后来到我走的时候，基本上解决了转型问题。
东亚所21年：“学校很支持我们，更重要的是中国发展得这么好，我们是搭上了中国的快车。”
高渊：你从香港大学荣休后，为何会选择来新加坡？
王赓武：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找我，当时他已经退休了，他当副总理时办了这个东亚所。其实就是研究当代中国，因为他认为新加坡对中国太不了解了。
那时候，他是东亚所主席，比我大十岁，我们是老朋友。他身体不好，跟我说：“请你来帮我。”
我以为来个两三年，就回澳大利亚了。没想到，到今年已经21年了。
高渊：你是怎么规划东亚所的发展的？
王赓武：1996年，我来的时候，东亚所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不归属新加坡国立大学。吴庆瑞希望自由独立，但我跟他说，这个独立的研究所规模太小，而且经费不足，只有放到大学里面，才能请到更优秀的人，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在大学里面才有前途。
吴庆瑞一开始很不愿意，后来他提了个要求，就是要我来当所长，具体负责东亚所的运作。这样我就当了十年东亚所所长，直到2007年改任东亚所主席。
高渊：东亚所这些年发展得挺快。
王赓武：还不错。学校很支持我们，更重要的是中国发展得这么好，我们是搭上了中国的快车。
外国视角看中国：“中国正面临第四次崛起，目前中国的改革动力，可以和2000多年前秦统一中国时的爆发力相提并论。”
高渊：十多年前，你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正面临历史上第四次崛起，现在依然持这个观点吗？
王赓武：对。那篇文章是用英文写的，是给外国人看的，让他们了解中国的历史发展是起起伏伏的，它衰落了，但还可以复兴，这是中国的特点。很多文明一旦衰落就完了，被别的文明代替了。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崛起是秦汉时期，第二次是隋唐时期，关于第三次崛起充满了争议，我认为是明清时期，现在是第四次。中国的关键是要统一，一旦分裂肯定是最弱的时期。
高渊：所以在1949年，你在海外看到新中国成立，你是充满喜悦的？
王赓武：非常高兴，我在那之前也是不愿离开的，但我父母一定要叫我回来。我很多年后才知道，中央大学好几个同学都是地下党，后来在北京遇到他们，他们说当年不能告诉我真实身份。
高渊：中国的第四次崛起跟以往三次相比，有什么不同？
王赓武：目前中国的改革动力，完全可以和2000多年前秦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爆发力相提并论。今天的中国还让人想起7世纪时中国的复兴。那时的中国战胜了外来入侵，吸收了外来思想，还向外国贸易和新技术打开了大门，为今天的中国创造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当然，世界在经历了欧洲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后已经面目全非，中国的这一次崛起与以往截然不同。那种认为中国将赶超并威胁其他大国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对中国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如何面对社会显现的问题，如何保持现行社会制度的稳定，如何实现国家统一。
这意味着，中国需要的是和平和善意。这不仅是当前的需要，而且是长期的需要。因为中国要把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带入小康生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高渊：你在海外研究中国历史，你觉得有什么利弊？
王赓武：可能看中国历史的角度不一样。你说我传统不传统，这很难说。因为我有我父亲的影响，他教我的东西相当传统。但我在外国学校学的东西，受了西方历史教育的影响，他们的史学传统跟中国的不太一样。
高渊：现在不少人把你和余英时、许倬云并称“海外三大华人史学大师”，你跟他们两位熟吗？
王赓武：我们三个同龄，都是1930年出生。余英时是钱穆的高徒，新亚书院第一届的研究生，我和许倬云第一次是在台湾见的，我跟他们交往不少。
应该说，他们两位是真正的中国学者，是中国教育体系培养的。我是外国学者，而且是半路出家，要坦白承认，我跟他们差得多了。
高渊：在你内心，你认同自己是哪国人？
王赓武：我要老实承认，我现在的国家观念不强。我一生的经验，国家好像已经疏离了，对我来说，我的家人在哪里，朋友在哪里，这才重要。
我非常幸运的是，我工作的几个大学环境都很好，都是非常自由的。我研究什么，写什么文章，从来没人干涉过，没有人说你不应该写什么。这方面，我太幸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