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分析，20世纪初，一些传统的要素如港口吞吐能力和制造能力往往被用来描述机会城市；到了21世纪，这些因素尽管也重要，但是已经让位给一些技术要素，以及包括多样性在内的文化要素。如智力资本、技术智商与创新、交通设施、人口优势、金融实力、生活方式资产、安全保障、宜商便利等等。
毫无疑问，深圳在追求着自己的特色，但是，只有把“特色”和“先进性”结合起来，才能具有真正的优势。
显然，无论是土地制约还是人口剧增都使深圳的未来发展遇到了显性化困境和扩散化的不确定性，通货膨胀、油价高企……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确立，核心问题则是从根本上纠正它的系统性扭曲的价格体系，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反映资源稀缺，尤其是反映深圳的劳动价格、人才价格、土地价格及污染损失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而市场价格的前提则又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实体。
深圳的企业如华为、中兴等都是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选择了发展战略，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在没有政府保护补贴而又要在竞争的市场中获得盈利，企业就必然要选择符合本地、本企业比较优势的产品和产业。这样，深圳的企业就结合自己相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人才优势创造了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的内生能力。于是在高新技术领域形成了著名的“四个90％以上”的格局。即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究开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正是因为企业本身具有了卓越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内生能力，才涌现出诸如华为、中兴程控交换机等一些世界名牌产品，国家没有给华为一分钱，但仅2007年华为就上缴税金49亿元，解决了近７万人就业。而深圳市政府则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在扶持中小企业时又力求实现“上市零成本”，用收购的方式去储备土地，用加快完善产权保障体制的建设去创造深圳更多自己的名牌。尤其是深圳坚持通过技术提高和生产率上升去实现自身产业的高附加值化。所以，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是政府创造充分条件培养出一大批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有实力、有前途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及其企业家阶层，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阶层。企业家阶层始终是深圳经济的基本面。
深圳人清醒地认识到，尤其要强化自己的城市文化力。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中，无形资产逐渐成为城市价值的重要成分。它通过知识资本、认知能力、想象力、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等来创造价值。最核心的指标就是智力资本、技术智商与创新、金融影响力、生活方式资产等。无形资产越丰富的城市，其对全球化企业的吸引力更大。
深圳人明白，仅仅制度建设还是不够的，必须同时着眼于人文建设，即“软实力”——“心”的建设。因为说到底还是人的行为本身最终决定了制度建设。在物质需求渐有压倒一切之势的今天，文化决不能成为商业的附庸。即使在文化中也不能思想淡出，利益突显。就教育体系与结构来讲，深圳仅有一所综合性大学——深圳大学，这不仅与国际性大城市的最低需要不相适应，而且也远远落后于深圳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可是，文化的实力是借不来的，更是买不来的。有人说，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夜之间攻下巴士底狱，但是，至少还需三代才能成为贵族。第一代被称为暴发户，第二代学弹钢琴，第三代才仿佛有些优雅，如果其中有一代自甘堕落，那就前功尽弃，需要从头开始。可见文化建设（包括经验深度，思想深度、文化深度）有一个漫长的培养过程。我想，30年内可以建成现代化的一座座摩天大厦，但至少还需30年才能构建起支撑它的文化底蕴。这正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深圳人深知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是人的根本利益。因此要强化城市的文化力，一个重要文化观念是妥善处理所谓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从而有利于构建经济制度的利益基础。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共产主义”给予过严厉的批判。
如果说全面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那么收入上的差距就是激励效率的市场杠杆。可以说，没有适当差距就没有市场，没有适当差距就丧失了活力。而效率正是提高全社会经济总水平的基本保障与前提条件。就是说，没有了效率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经济平等与社会和谐。
面对深圳居民收入的总水平，深圳市的领导不是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只是从提高劳动收入，安排社会保障系统，打击非法收入上去调节，尤其在加强法治建设反对腐败上下大力气。深圳市委、市政府强调尤其要防止利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为个人获利，特别防止利用某种垄断优势去扭曲市场，使公权与利益走向部门化、集团化、个人化。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反复指出，一个城邦中，必然有一些是富人，有一些是穷人。而城邦作为公共的“共同财产”，必须把两者共同组织进城邦的优良秩序中。组织的途径就是“共和”。他还认为，“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近代以来的民主制的安排中，人头和财富可以各自发挥作用，既同时表达，又相互制衡，共同推进社会、国家的公共利益。所以，深圳大力建设“橄榄型社会”，力求做的是使地方上改革成为某种帕累托改进。因为和谐最关键的是利益关系的和谐，而解决利益均衡的关键又在于不同的利益主体能够在一个制度的框架下进行利益博弈。承诺充分容忍合法的反对意见，正确处理正当的利益诉求，从而疏导怨气，回应情绪。期待深圳社会高层次的和谐早日到来。
青山有穷，白云无尽。深圳不仅是深圳人的深圳，也是广东人的深圳，更是全国人民的深圳。深圳正以感恩的回报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和爱心，以持续的创新面对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28年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深圳虽然圆满地完成当初的历史使命，但是，既不能说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下一步所要进行的就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了；更不能说深圳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下一步所要进行的就是集中力量搞发展了，这不仅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连深圳的国企改革也才刚刚破题，而且全面改革的布局更是远远没有完全展开。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更是需要而且只能用改革开放的深化来解决。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来讲，是关键抉择，对于深圳来讲，更是第一法宝。深圳还是要无所避讳、不惮尖锐，带着问题意识、抱有忧患之心，以改革求发展的迅速、以改革求民生的提升、以改革求社会的和谐、以改革求进步的持续、以改革求大局的稳定。
“只有观念才能够打败观念”。深圳人不但看到观念传播在决定舆论中的巨大力量，更重要的是坚信只要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只有百家争鸣，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不断地发现与坚实推进深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并对全国有新的更大贡献的理论支撑，从而使这颗璀璨的明珠更加光彩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