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历史，任何学派的兴起与发展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既是对时代问题的思想回应、对时代实践的理论概括，又是推动时代变革的先声。当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而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快构建中国学派，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
中华文明曾一度陷入空前危机
欧洲文明源自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主要包括英国的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日耳曼的哲学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等。欧洲文明传入美国后，在20世纪形成了不同于欧洲的美国文明。这两种同根同源而发展方向有所不同的文明，被统称为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是地道的西方世界的孩子，但它宣称要为全世界立法。在强大而霸道的西方文明面前，所有非西方文明与它的差异都被视为前现代与现代、外围与中心的差距。这一套知识体系宣称，只有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西方模式，才能获得进入现代世界的门票，才能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到先进的救赎。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纵横上万里，辉煌灿烂，几经兴衰而终不断裂，几经分合而终不解体。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文明都曾是世界上最领先的文明之一。但是，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文明的剧烈冲击下，曾一度陷入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面对这一严重危机，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奋勇抗争。在这个过程中，多少主义和主张轮番出场，又先后破灭了；多少道路和方式都探索了，又都碰壁了。打也打不过、比也比不过、说也说不过，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就是对这一空前危机的回应，就是在探求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道路引领中华文明走向复兴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不屈不挠伟大斗争，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跌落深渊的命运，找到了摆脱危局、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让中国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与西方世界的兴起迥然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无法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加以解释，必须从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中寻找线索。
中华文明塑造现代中国基本形态。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华文明并未解体或断裂，而是保持了主体性、延续性、包容性，在吸纳西方文明的同时，开拓出新的发展境界。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深深影响了现代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制度建构。这不但使当代中国的实践必然表现出中国特征、中国形态，而且让当代中国知识体系必然呈现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现代化进程创造世界奇迹。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开放之初是第十一位，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二。2010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被国际社会誉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90美元跃升到2016年的8000多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日益彰显。中国之所以能创造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让各种经济因素相互补充、协同发力，营造了健康有序的竞争和发展环境。我们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既避免了政治纷争，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根本保障。我们把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创新发展模式，实现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新的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肩负着相互交织的重大使命，比如赓续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回应世界潮流，实现现代化梦想；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探索新路。这些重大使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必将改变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大分流的基本态势，必将改变西方中心与非西方边缘的世界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