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为了更清晰的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素，明确地方基层治理实践的主要方向，将国家治理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国家治理》周刊编辑部从扶贫发展、社会参与、文化传承、治安防控、生态保护、党的建设六个方面，选取近期地方治理的典型案例，希望为各地区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参考借鉴。
汉中市勉县：通过产业扶贫强化地方治理的经济基础
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提升地方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其中包括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产业扶贫具有双赢性、可持续性，是实现2020年现有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的重要手段。2016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要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作用，建立健全产业到户到人的精准扶持机制。陕西省汉中市勉县通过建立“四带四促四增收”机制，为贫困地区群众搭建起产业发展、就业增加、持续增收的脱贫“高速公路”。
产业“四带”，让每一个贫困村都有特色产业。2016年以来，勉县先后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壮大主导产业规模，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组织带动、集体经济带动、创新创业带动等方式，让每一个贫困村都有特色产业，实现产业发展壮大、贫困户受益，加快脱贫步伐。依托35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行“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的产业精准扶贫模式，构建了产业发展主体与贫困户紧密协作关系；依托305家农业专业合作社，推广“土地流转收入+劳务收入+利益收入”的三重增收模式，111个贫困村实现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全覆盖，带动1.6万户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建立金融扶贫担保基金1000万元，向贫困户发放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的免担保贴息小额扶贫贷款，增强贫困户自身“造血”能力；积极对接阿里巴巴、京东集团等电子商务进农村活动，累计新建17个贫困村电子商务网店。
就业“四促”，让每一名贫困群众有活可干。为了让每个贫困群众有活干，汉中勉县先后协调相关部门、单位和企业共同发力，通过促进入企务工、促进有组织劳务输出、促进服务业发展就业、促进公益性岗位就业，确保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通过务工实现增收。2016年的就业“四促”中，各公益性部门先后选聘1650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从事生态护林、卫生保洁、公共服务、农村公路养护等工作；勉县全县195户工商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4380个；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对贫困村的带动作用，截至2017年4月已累计吸纳8500名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在餐饮、住宿、娱乐等行业务工；加大就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力度，使全县贫困户劳动力人均掌握一门以上实用技术，带动了2000多个贫困家庭稳定增收。
探索创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带来 “四重变革”。汉中市勉县土地股份合作社改革了组织经营方式，克服了家庭分散经营的弊端，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带动了贫困群众增收脱贫。例如，2016年8月，吴家湾村“两委”牵头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由村上3名“能人”各出资10万元，80户村民以土地一亩一股、资金一股420元的形式入股。同时，为28户贫困户每户配股2股。在村党支部领导下，采取“能人大户+专业合作社+农户（贫困户）”的模式，通过“三会”（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进行经营管理，全村目前已规模发展猕猴桃203亩，同时通过托管流转土地380亩。土地股份合作社变土地个体分散化经营为集体规模化经营，变农户粗放式经营为合作社集约化经营，变单一农业收入为“四重叠加收入”，同时还增强了党组织凝聚力。目前，勉县正在进一步整合产业扶贫优惠政策，将对吸纳贫困户达到一定规模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予以政策倾斜和扶持，真正让合作社成立起来、运转起来、壮大起来，保证更多贫困户入得了社、稳得住脚、脱得了贫。
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各地区处于各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以陕西为代表的西部省份，加速经济发展，实现精准扶贫，是其基本的发展方向。为此，在贫困县建成一批脱贫带动能力强的特色产业，贫困乡、村形成特色拳头产品，能够极大的促进贫困人口劳动技能得到提升，贫困户经营性、财产性收入稳定增加。
深圳市盐田区：“政社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基层社会参与的新形式
群众参与作为治理的基本要素，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可以说，社会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灵魂，没有规范、有效的社会参与，就没有真正的基层社会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过程中，社会组织是沟通政府和社会的桥梁，是推进社会建设、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目标任务。近年来，各省市逐渐推行实施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多元、内容不断增加、要求不断提高，单靠政府很难满足居民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为此，2012年开始，深圳市盐田区以构建“政社合作伙伴关系”为目标，在社工委及各职能部门的共同推动下不断完善社会组织培育监管机制。
推进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降低准入门槛。2012年，盐田区制定并出台了《深圳市盐田区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和备案管理制度（试行）》，除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审批的社会组织类型以外，对公益慈善、社会服务等八大类社会组织全部实行了直接登记，同时放宽社区社会组织准入门槛、简化办事程序，实行登记和备案双轨制。2016年5月1日起，结合社会组织登记注册“五证合一”改革工作，实现社会组织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社保登记证、印章许可申请同步审批。探索实施网上直接登记改革，建立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负面清单。简化审批登记程序，将社会组织筹备和成立申请两个阶段进行合并，取消验资报告、场地使用权证明等材料。缩短审批流程，采用网上并联审批方式，实现公安、税务、社保、国土与房屋租赁等部门间的协同审批。
建立社会组织服务园，形成社会组织孵化机制。盐田区在深圳市各区中率先建设社会组织服务园，重点遴选辖区经济社会发展亟需、具有成长潜力的社会组织，重点培育、孵化。在机制建立上，制定了《盐田区社会组织服务园管理办法》，探索建立起盐田区社会组织准入退出、扶持奖励、登记评估等孵化机制，以及社会组织准入条件、孵化培育服务流程、服务项目，和评估与退出管理等制度体系；在运作模式上，采取“本土+引进”“园内+园外”共同孵化模式，形成了由区社会组织服务园、工青妇社会组织加速器、各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孵化站构成的多元化“孵化网络”，引进了深圳市慈善会、深圳市公益基金会和腾讯公益基金会等24家支持型社会组织，先后共有15家社会组织获得入园孵化资格，分布在生态环保、特殊儿童康复、社区基金会等盐田区社会发展亟需的领域；在服务方式上，依托社会组织信息平台，采用信息化的手段，为入园社会组织提供孵化培育、展示交流、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服务。
编撰出台社会组织政策指引，全面构建社会组织综合监管机制。2014年，针对社会组织宗旨使命不清晰、法人治理不完善、财务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盐田区借鉴香港《服务质素标准及准则》的经验做法，编制《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盐田指引”》，竭力为社会组织编制一本登记注册、财务管理、法人治理、规范运营的“说明书”。2016年，为打破社会组织行政监管各自为政、社会组织信息透明度不高、社会组织评估监管办法单一等现状，探索社会组织综合监管新路径，盐田区以深圳市社会组织服务监管综合平台为依托，在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社会公众中推广使用平台上的社会组织登记、协同监管、数据分析、办公自动化、综合评估、门户网站、公众服务七大系统，并建立与之配套的制度机制，探索构建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综合监管及服务体制。
当前，深圳市盐田区社会组织“量质并升”，得到快速发展。截至2016年8月，全区已有登记注册和备案的社会组织202家，从业人员约2500名，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9.13个，位居深圳市前列。盐田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金额不断增多，从2012年的300多万元攀升到2016年的2000余万元，盐田区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及专业社工服务项目的服务范围涉及海洋生态环保、老人社会适应、社会组织培育支持、智障人士就业等20多个方面。以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发展、构建“政社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社会组织培育及监管各环节改革创新，能够为社会组织成长壮大、服务社会、有序运营创造了良好的土壤。
宿州市泗县：将传统文化与志愿服务相结合促进社会治理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历史表明，思想道德建设是促进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社会和谐、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必要措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地方治理角度来看，扎根于乡村经济社会建设，服务于乡里公共事务的“乡贤文化”是提升我国地方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宝贵财富。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褪去封建地主阶级色彩的“乡贤文化”是传统“德治”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契合点。“乡贤”是本乡本土口碑好、有威信，被群众所尊重的贤人，而建立在乡贤基础上的“乡贤文化”，是这个地域历代名贤积淀下来的榜样文化、先进文化，也是这个地域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价值的一种文化形态。安徽宿州泗县自古以来传承着深厚的“乡贤文化”，在地方治理过程中，泗县将“乡贤文化”与志愿服务相结合，提升群众凝聚力，在维护社会稳定、调解社会矛盾、反映社情民意等方面有力的提升了地方治理水平。
设立选择标准，规范程序选贤。严格按照品行优、威望高、口碑好、热心乡村公共事务和群众公认的标准，通过“群众推荐、个人申请、支部审查、党员群众代表大会表决”的方式选任乡贤志愿者。原则上每个自然庄（居住集中地）分别选出1至2名志愿者，具体数量由行政村根据实际酌情决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优先考虑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族长和老教师等影响力强的群体，也可从热心本地公益事业的发展致富能手、优秀外出人员中选任一批乡贤，积极引导他们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推动扶贫攻坚。同时对选举出来的乡贤志愿者做好登记，报所在乡镇（开发区）备案，由村“两委”发放聘书和上岗证。
搭建平台，细化用贤方式。在村活动场所设立“乡贤志愿工作站”办公室，每天安排1人带证值班，接待来访群众，力所能及解决群众难题，并做好值班记录。引导乡贤志愿者深入矛盾纠纷一线、重大活动一线、乡村文明建设一线和重点工程一线，现场化解群众纠纷，协助村干部组织好重大活动，积极反映民情民意。在不值班的时间里，每位乡贤志愿者以生活居住点为轴心，做好本地群众的志愿服务工作。乡贤志愿者基于对农村各种矛盾掐得准脉、找得到根、摸得到门的优势，使其能够针对乡村的各种矛盾和口角，准确运用法律法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效调处矛盾。截至2016年2月底，泗县全县乡贤志愿者累计成功化解农村各类矛盾纠纷1615起，处理信访问题223件。
加强领导，健全管贤机制。各乡镇、开发区成立乡贤志愿站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所辖村乡贤志愿站建设进行指导。一是注重教育培训。以乡镇为单位，邀请农村问题专家、司法从业人员和优秀基层干部，重点就“三农”系列方针政策、重要法律法规、农村工作方式方法等问题，对乡贤志愿者进行不少于三天的岗前集中培训，切实提升乡贤志愿者履职能力。二是加强会议协调。建立镇、村两级定期碰头会议制度。原则上行政村每月、乡镇每两月分别召开一次乡贤志愿者工作研究会、分析会，梳理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各类矛盾纠纷和共性问题，研究制定解决措施，加强推进志愿工作的领导与协调。三是实施动态管理。结合各乡镇实际，制定《乡贤志愿工作站章程》，明确“乡贤志愿工作站”在镇、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采取日常考核、季度评议、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乡贤志愿者管理，考核结果作为续聘、辞退的重要依据。在清晰明确的乡贤管理机制下，乡贤志愿者通过平时走村入户拉家常等形式，宣传农村土地管理、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扶贫开发、农村低保、大病救助等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在干部和群众之间上传下达，澄清干群之间的猜疑和误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干群之间的矛盾。
当前，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城乡之间社会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仍有差距。因此，运用“乡贤文化”来优化社会调解和志愿服务机制，能极大的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此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活力，为提升地方治理水平提供了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