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
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变革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国因素正在持续放大，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逆势上升，2008至201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达到了50%左右，成为超越美国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格局加速调整具有越来越显著的中国元素。尽管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依然位居世界主要国家前列，中国经济体量预计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中国的持续较快追赶客观上要求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世界格局的持续调整内在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顺应时代的要求，中国开始越来越重视全球经济治理问题。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区域或者全球经济治理问题，而且非常重视APEC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及G20峰会等区域或者全球治理机制，多次在中国主办区域或者全球治理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演讲倡导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国开始进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时代。如果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主要是通过开放改革融入美国二战以后主导构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那么十八大以后中国开放改革的重点开始转向更加注重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由原来的接受规则及体系转向参与规则制定及体系构建，预示中国改革开放正式进入下半场。
针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国应该倡导什么样的方案？虽然社会各界不少专家提出了诸多解决全球问题的各种建议，但这些大多只能称得上药方，因为药方更多的是应对当前的困境，而方案不仅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还要着眼长远的挑战。结合中国近几年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看，所谓的方案就是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合作共赢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外交部部长王毅接受2015年4月20日《学习时报》采访时对合作共赢内涵进行阐释，即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历史上发达大国通常是将自身倡导的规则体系强加于人，从这个角度看，合作共赢的治理理念与传统治理体系具有显著差异。
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不仅可能成为应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的有效手段，而且对于促进全球经济治理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全球治理最紧迫的问题是全球化面临着逆行的风险，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发展不平衡，那些自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没有得到好处的国家希望诉诸于反全球化的手段。对此，如果能够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那么世界各国在开放合作中都能得到好处，世界将更加平衡的发展，反对全球化的压力有望缓解。从治理机制上看，合作共赢强调各种治理机制的对接，通过各机制的互补性解决单个治理平台的低效率或者代表性问题。从治理理念上看，合作共赢通过强化包容性发展以降低世界各国之间的冲突。从治理模式上看，合作共赢将促进世界各国更加平衡发展。从治理目标上看，合作共赢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树立各国的共同愿景。从治理保障上看，合作共赢将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机制的构建促使世界各国之间实现更高效的协调。
中国已经开始运用合作共赢的治理新思维推动国际开放合作的诸多实践。2013年以来中国主导构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当前亚投行已经拥有80个成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理论上讲，亚投行众多成员可以共享亚投行的收益及其金融资源，体现了合作共赢的本质特征。此外，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中国高铁、核电等优势产业与外部的合作，既推动东道国基础设施等较快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相关企业的全球布局，具有合作共赢的重要特征。最值得指出的是，2013年以来中国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促进相关国家在能源、经贸、投资、文化等多方面的全方位合作，为深化相关国家开放合作奠定基础，为未来一体化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六大重点
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重要方向，但改革具有长期、复杂性，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必须根据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稳步推动相关的体制机制变革，结合当前来看，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既应考虑现有体系的缺陷，也应考虑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为此，当前应着力考虑六大重点，即国际经济开放性、国际金融中性、世界发展均衡性、国际投资非歧视性、宏观政策非外溢性、国际治理平台代表性，这也是合作共赢的基本要求。
首先，全球经济治理应坚持国际经济开放性。逆全球化或者反全球化都不符合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开放合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倡导开放应成为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原则，积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有悖于开放合作的区域壁垒的设置。重点应加强国际协调，通过“一带一路”倡议、APEC峰会、G20峰会等区域或者治理平台，倡导深化开放合作的政策举措，推动相关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与此同时，针对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开始考虑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新动向，结合世界各国对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重视，推动相关国家进行沟通协调，逐步形成有助于深化开放合作的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
其次，全球经济治理应坚持国际金融中性。货币金融不仅关系各国经济发展，也是影响外部环境的重要变量。尤其是国际货币发行国货币金融政策可能引发货币金融资本跨境大规模流动，对国际金融稳定性构成潜在影响，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大国实施量化宽松等超常规的货币金融政策，由此引发的金融波动持续升温。未来应积极推动国际货币金融治理体系变革，提升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性，积极倡导构建货币发行国责任与权力对等的体制机制，研究货币发行国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应对政策，促进货币金融的中性化，避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应该重视当前美国货币政策缩表等行动所滋生的负面影响。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应坚持世界发展均衡性。当今世界越来越多国家实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效率被至于更加优先的地位，世界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了较快增长。然而，世界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没有改观，世界经济的南北差距没有显著缩窄的迹象，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全球经济不均衡的发展越发突出，未来应更加注重世界发展的均衡性，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全球化红利，以此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提升全球化的福利水平。
第四，全球经济治理应坚持国际投资非歧视性。投资是未来的生产能力，它是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持续的动力，各国应注重国际合作尤其是国际投资合作，但目前尚未形成全球的国际投资秩序，各国对外投资合作有待深化，国际投资秩序应积极倡导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模式。值得指出的是，国际投资非歧视性对我国尤其重要。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占GDP比重仅9%左右，离世界35%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预计未来10到2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增加3到5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最大的海外投资大国。在此背景下，应重点考虑近年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探索形成有利于两国发展的投资协定，并以此为样本开展与其他国家的投资谈判，营造海外投资非歧视性的环境，促进国际投资合作的深化。
第五，全球经济治理应坚持宏观政策非外溢性。缺乏国际协调的宏观政策产生外溢性是本次金融危机所凸显的重要的现象，近年来IMF持续对美国、中国、英国、日本及欧元区等五个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负向溢出效应做出了深入的评估，揭示了宏观政策溢出效应问题的重要性。各国尤其是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宏观政策需要考虑其对其他经济体的负向溢出效应，全球经济治理应注重国际协调，着力降低各国宏观政策的负向溢出效应。
第六，全球经济治理应坚持国际治理平台代表性。历史经验表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具有复杂性、长期性，从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面临诸多挑战。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本质上是各国对国际经济治理讨价还价的结果，更深层次上是国际公共产品如何定位、如何提供、谁来提供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各国在国际公共产品问题上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因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考虑治理平台的效率与代表性问题。一方面可以推动G20治理平台体制机制完善以提升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等新的区域治理机制的构建，倒逼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