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能力。该项指标主要考察的是超大城市在资源再生和环境质量上的治理能力。研究表明，超大城市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似乎要比人口、经济、土地、能源的发展先达到极限。因而，实现有限资源的再生利用是一个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大城市病在生态环境领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空气质量差、用水健康堪忧、水资源缺乏、垃圾处理不力等方面。环境作为人类健康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如何让民众享受到更好更舒适的城市环境，从而提升民众的宜居幸福感是城市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所在。通过对分项指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在污染防治得分上，7个超大城市排名依次为天津、深圳、武汉、上海、重庆、北京、广州。其中，重庆、北京和广州均低于均值（84.77分）。通过分析统计数据，我们发现，天津、深圳和武汉污染防治得分相对较高，尤其是天津，主要表现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均较高。这主要得益于天津十分重视环境污染专项治理，早在2013年9月，天津就正式启动了“美丽天津•一号工程”，在污染防治方面也出台了相关条例和配套方法，让衡量环境达标与否有制可循。同时，天津加大了环境监督执法力度，不仅开展了多类专项执法检查，还对破坏环境的行为严加惩治。
在环境质量得分上，7个超大城市排名依次为深圳、广州、重庆、上海、北京、武汉、天津。其中，上海、北京、武汉和天津均低于平均值（77.96分）。通过分析统计数据，我们发现，深圳、广州和重庆环境质量得分相对较高，尤其是深圳，主要表现在绿化覆盖率较高、空气质量较好。这一方面得益于深圳的地理位置，靠海不利于粉尘集聚，亚热带气候适合绿植生长，绿化覆盖率高，有效过滤了污染物如粉尘。另一方面，深圳产业以电子通信业为主，几乎没有重工业，再加上广东大部分地区使用水电和核电，以及深圳对于汽车尾气排放要求也十分严格，从根源上有效抑制了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通过对7个超大城市的各项二级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总的来看，有几个城市在城市治理上成效相对突出。其中，北京主要在公共治安方面成效显著，重庆主要在人口控制方面治理成效显著，天津主要在污染防治方面治理成效显著，深圳在公共服务、交通配置以及环境质量等方面治理都成效显著。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的超大城市也有自己的治理短板（指标得分低于均值）。比如，北京在交通配置、污染防治、环境质量上还有待加强；上海在人口控制、交通配置、公共治安、污染防治和环境质量上还有待加强；广州在人口控制和公共服务、交通配置和污染防治上还有待加强；深圳在人口控制上还有待加强；重庆在公共服务、交通配置、公共治安和污染防治上还有待加强；天津和武汉在公共服务、交通配置、公共治安和环境质量上还有待加强。
超大城市治理的域外经验
需要注意的是，超大城市如何进行有效治理，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久未解决的重大课题和发展难题，一方面，通过总结国内超大城市在城市治理上的经验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应对大城市病。另一方面，通过借鉴国外超大城市的经验也有利于我们集思广益，开拓治理思路。
首先，对于如何更好地调控人口规模的问题，除了在加强城市功能分区规划的同时，还应重视市场的力量，比如法国巴黎，通过建立健全积极的市
场导向机制来调控人口。在管理流动人口方面大多数发达国家十分人性化，一般实行“事后迁移制度”，比如丹麦和瑞典，有效保障了流动人口的合法权利，相比而言，我国通过户籍管理来实现限制人口迁徙的做法，十分不利于人才流动以及国家宏观人力资源的配置。其次，针对于交通拥堵问题，欧洲各大城市，如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等，主张开源节流：一方面大力改善与增加公共交通，优化交通秩序，另一方面通过设立有区别的停车收费制度来减少汽车数量。再者，对于公共服务问题，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一般改革完善的重点主要涵盖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医疗保障服务体系、养老保险体系、公共住房保障体系、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其中，英国伦敦在公共教育服务方面、日本东京在防灾减灾环保方面和美国纽约在医疗保险方面，都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第四，公共治安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城市化进程较早，在长期的城市管理实践中，已经逐渐建立了一整套公共安全应急管理机制，比如美国、英国、日本，不仅立法体系完备，还有高效的公共安全预警评估系统，而且在公民危机管理教育上也拥有丰富的经验。第五，污染防治方面，英国和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英国巧用科学治污，通过科学研究帮助水务局制定出合理的、符合生态原理的治理标准，并且根据水环境容量分配排放指标及时跟踪监测水质变化。日本则主要是进行有针对性的立法，涵盖水、大气、废弃物处理等多方面，且问责十分严厉，不仅涉及到的行政长官会有“乌纱帽”不保的风险，涉及到的企业更会被罚高额罚金甚至企业倒闭。
可能产生的误差及其他说明
数据可得性带来的限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指标数据选取方面，主要是以数据的可获取性为导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指标数据对于指标的准确反映程度，因此测评结果与各城市的实际水平存在略微偏差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基于统计数据的治理能力测评并不能完全反映出现实问题和影响治理水平的所有要素。我们更希望通过数据测评这一技术手段，发现一些可能影响治理水平的点与面之间的盲区，从而为研究和实现国家、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破”出更多主题。也正因此，我们在这里重点采用城市数据对7个超大城市的有效治理水平进行了测评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简要地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如若可以获取到更为详实的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将能够在构建各超大城市有效治理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及其他统计分析模型之基础上，从实证的层面更深一层地探索究竟还有哪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因素，会促进或限制超大城市的有效治理水平的提升。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赵紫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