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人口治理
疏解超大城市中心区域的劳动力人口，是国家产业升级和城市发展规律的根本要求，也是国家区域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循序渐进的策略能够保证在完成疏解人口目标的前提下，不影响大城市核心区域的劳动力需求。首先针对那些环境污染严重、对大城市核心区域发展损害较大的产业或企业进行搬迁，同时疏解在该领域中就业的劳动力。其次，在疏解大都市区外来人口和劳动力时，尽量搬迁那些有条件将产业（或企事业单位）与劳动力同时搬迁安置到城郊或卫星城的项目。第三，当以上两种情况都不存在时，尽量疏解那些对大城市核心区域劳动力需求影响小的人口。
在疏解产业和劳动力过程中，有关部门应关注中心城区和卫星城的制度（养老、医疗、公积金、高考等）衔接问题，这些都是被疏解人口关注的问题。要长效地疏解城区人口，需要实现中心城区和卫星城之间便捷、高效的对接，在孩子上学、亲属就业等方面提供完善的保障体系。此外，中心城区与卫星城之间的公共服务也不能有大的落差，否则可能会出现即使企业迁走了，但职工不愿意搬迁，而跳槽到其他企业的情况，造成企业搬迁难以带动中心城区人口疏解的现象。（刘尔铎，2016）
超大城市公共资源治理
财政、教育、医疗、就业及安全保障等在内的公共资源聚集于大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区，进而造成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过度密集。这种过度集中的公共品供给格局是形成和加剧我国“大城市病”问题的根源之一。为此应从以下方面优化超大城市资源配置。
改革和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决策机制。强化对城市化质量和可持续性指标的考核，如交通畅行程度，房价收入比，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就业及养老保障程度等。强化公众参与及多方制衡。构建和完善包括NGO在内的公众参与机制与参与平台，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短信、微博等，最大限度地支持公众参与考核与监督。
调整公共资源存量布局。对一些大型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机构适当分拆、分散和外迁。在基本公共产品领域，按照人口比例安排公共财政支出，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文化、体育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在大城市圈内部，新增公共资源应该重点布局在郊区、周边小城市和新城。同时，调整大中小城市供地比例和结构。在国家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更加严格，将有限的建设用地指标重点用于中小城市建设。（刘成玉，2012）
超大城市生态治理
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当前，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与综合承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在生态环境领域主要表现在雾霾、缺水/内涝、垃圾围城三大问题，大气、水、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超大城市的生态治理显然需要新思维。
进一步构建以社会绿色信用为切入口的新型治理模式，将传统行政规制手段有效转化为信用管理和市场交易，使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消费模式得到合理的控制。以机动车限牌、限购、限行为例，如果实行绿色信用支付（比如可以用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扣拍卖和竞价的部分金额）或绿色等级排序（比如绿色信用累计到一定水平可以享受优先购买）来重新定义该政策，即使不一定促进节能与新能源车的快速发展，但整个城市实现了减排，这样的政策体系不仅解决城市管理问题，也创新生态治理，形成现代城市治理的绿色公平秩序。该信用体系还可进一步与以企业为主体的排污权、碳排放权、节能量等交易市场进行连接，形成更大的社会效应和市场规模。（柴麒敏，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