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图9可以看到，2015年部分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臭氧（O3）日最大8小时第90百分位浓度相较2014年有所减少，但是我们能看到仅有厦门在2015年低于标准值（100微克/立方米），大部分城市臭氧（O3）日最大8小时第90百分位浓度还是较高。而且相比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的治理成效而言，臭氧治理还任重道远。
空气质量主要是通过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二级标准的天数来衡量城市空气治理成效的一个更具“可视性”的指标。我们看到，大部分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堪忧，仅有4成左右的城市空气质量得分高于均值（79.46分）。其中厦门、深圳和广州城市空气质量得分排在前三。分析可知，这三个城市空气质量较好首先是因为其具有一定的地理优势，靠海且位于亚热带地区，森林植被相对茂密，绿化覆盖率高，有效过滤了污染物。其次，深圳主要发展电子产业、厦门主要发展旅游业，而广东大部分地区使用水电和核电，都从根源上有效抑制了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但是还应注意的是，西安、杭州、长春、南京、哈尔滨、天津、成都、沈阳、武汉、北京和济南空气质量得分均低于均值（79.46分）（见图10），尤其是济南，下一步如何采取治理措施积极改善空气质量尤为重要。
绿化能力
该项指标主要是用城市绿地覆盖率以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来衡量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环境质量及居民生活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绿化能力越强，就意味着这个城市的“肺活量”越大，抵消污染的能力也越强。
在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上，整体来看，部分城市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上成得分较高，但仍有超5成城市得分均低于均值（78.83分）。北京、深圳和大连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得分排在前三位，尤其是排名第一位的北京，为打造和谐宜居之都，近年来加大了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至2014年底，北京市林地总面积已达约100万公顷，城市绿地面积约达8万公顷，湿地面积超过5万公顷。此外为有效抑制城市建设“摊大饼”式发展，为给城市“增绿”，北京还积极建设绿化隔离带，通过综合方式新增城市绿地。此外，北京还实施了平原地区百万亩造林计划，旨在积极建设集中连片的城市森林。同时我们也看到，杭州、重庆、济南、成都、青岛、长春、上海、宁波、哈尔滨和天津得分还远低于均值（78.83分）（见图11），尤其是天津，下一步应积极提高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改善城市绿化状况。
在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上，整体来看，仅有少部分城市在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上得分较高，超7成城市得分低于均值（66.27分）。深圳、广州和北京分别位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的前三位，尤其是排在第一位的深圳，2015年深圳城管局大力开展“美丽深圳”绿化提升行动，实施绿道网建设、生态景观林带、生态复绿、立体绿化、特色公园建设等行动计划，推进园林绿化生态化、精细化、人文化、均衡化发展，深圳市园林绿化水平再上新台阶，各项园林绿化指标继续保持国内领先地位。同时我们也看到，上海、杭州、沈阳、天津、武汉、长春、重庆、成都、大连、青岛、西安、济南、哈尔滨和宁波得分均低于均值（66.27分）（见图12），尤其是宁波，下一步应积极提高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打造舒适的人居环境。
我国生态治理的现状总结
大气污染治理
2013年初开始遍布全国的雾霾天气，使全社会深切认识到我国空气污染问题的严重性。2014年，我国从修订法律、开展执法检查、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配套文件、加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建立环境资源审判庭等方面开展工作，形成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门合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改善空气质量，多方面促进公众健康权益保障的工作格局。但是，目前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所取得的工作成效与人民群众改善空气质量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对于以雾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虽然从环保部门公布的数据看，今年同期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较前两年有所提高，但是根据近年一系列有关公众“最关注哪些问题”的心态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空气污染治理成效的认可度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从这些调查中可以看出，公众更关心与雾霾有关的问题，同时也认为政府在雾霾防治上取得的成果还未达到自己的预期。对于雾霾的治理，不仅仅是技术上、政策上的改变，也需要宣传、舆论上的应对，除非取得极其显著的效果，不然民众很难产生认知上的转变。
近年来，我国大气环境氧化性逐年升高，区域臭氧（O3）污染呈加剧态势，已成为继PM2.5后困扰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和达标管理的又一种重要二次污染物。特别是继2012年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颁布后，在全国大范围开展O3监测后，结果显示，很多城市存在O3超标问题。进入2017年以来，公众对臭氧污染的关注度也出现升温之势。这对城市的空气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水环境治理
2017年上半年水环境治理产业的成绩单表明，我国治水市场保持上扬发展态势，爆发拐点态势趋于明显。但是仅从数据可得性的角度来看，政府自身的相关治理数据发布和更新远远落后于水环境治理需求，但总体形势还是积极向上的。公开数据显示，包括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海绵城市建设、农村污水处理、水生态环境修复在内的水环境治理开始呈现出回暖态势。而这一利好信号的释放，源自此前召开的第十五届水业战略论坛期间，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相关负责人做出的利好预测。
在水环境治理新常态下，PPP模式最引业界瞩目。据《21世纪经济报道》，截至2017年1月，在超过2000个环保类项目中，涉水项目（即污水处理、水利、供排水、水环境综合治理等）占比超过80%。这主要由于治水产业投资规模较大，需要更高的投资，传统环保企业难以覆盖水生态综合修复产业链。也正基于此，旨在打破“找钱荒”的PPP模式成为水务新宠。深度整合也是污水处理PPP模式持续升温的因素之一。随着水环境治理产业迎来日渐扩容的投资客，白热化的竞争态势也倒逼了治水的品牌价值。在此期间，众多明星企业竞相延伸产业脉络，合并整合上市企业核心竞争力，以承揽规模更大、覆盖更广、治理更精的PPP项目，实现“大”环保发展平台战略。但事实上，污水处理PPP模式利好不仅于此。四部委日前印发的《关于政府参与的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PPP模式的通知》明确指出，在污水、垃圾处理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推进PPP模式应用。而在污水处理PPP模式变成首个从鼓励到强制的环保类项目时，以第三方治理、市场化驱动为代表的水环境治理新常态也正酝酿出新的产业生态。
垃圾治理
垃圾治理作为城市治理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城市生态治理的主要标示，理应适应城市治理新常态的发展规律，调整垃圾治理新常态，握紧公众的“公益之手”、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提升垃圾治理社会化水平，实现全程、综合、多元和依法治理。垃圾治理需要政府引导，广泛吸收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强化政府、社会公众及社会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相依赖性和互动性，需要政府与社会公众共治，共同维护与完善垃圾治理的市场机制，成为市场这张“脸”上的两只眼睛。
其他污染治理
除了大气污染治理、水环境治理以及垃圾治理之外，公众对噪音污染的关注以及对噪音污染的治理需求也对城市环境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环保部发布《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6）》显示，全国1/4城市声监测夜间不达标，这意味着全国有1/4城市睡在噪音里。据《2017年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显示，在各类环境噪音的投诉中，商业、邻里、广场舞等其他类噪声投诉占社会生活类噪声投诉的55.4%。治理噪音污染，相关部门和公众都应该行动起来，尽快解决取证难、多头交叉管理等问题，明确监督执法的主体和责任。同时，在科技强国的时代，我们更要利用科技的力量，从声音源头上寻找解决方案。
测评中可能产生的误差及其他说明
数据可得性带来的限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指标数据选取方面，主要是以数据的可获取性为导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指标数据对于指标的准确反映程度，因此测评结果与各城市的实际治理水平存在略微偏差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基于统计数据的治理能力测评并不能完全反映出现实问题和影响治理能力的所有要素。我们更希望通过数据测评这一技术手段，发现一些可能影响治理能力的点与面之间的盲区，从而为研究和实现国家、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破”出更多主题。也正因此，我们在这里重点采用城市数据对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治理能力进行了测评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简要地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更为深入的实地调研有助于对测评结果进行补充和修正。除了数据的可得性会给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数据的选择带来限制之外，对于现实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城市，有其各自的发展特色、发展重点和难点，因此评价各城市治理能力的指标体系应尽量避免千篇一律。若就相关问题广泛开展实地调研，不仅有利于准确把握各城市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而且有助于根据各城市的发展重点，针对不同城市设计不同的指标权重，进而对测评的结果进行修正和补充。
如若可以获取到更为详实的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将能够在构建各城市治理能力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及其他统计分析模型之基础上，从实证的层面更深一层地探索究竟还有哪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因素，会促进或限制城市生态治理能力的提升。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赵紫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