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方位激发基层干部脱贫攻坚的内在动力，要用好政治激励、重视物质激励；在强调外在激励的同时，重视内在激励；在保证负向激励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正向激励的作用。
【关键词】贫困治理 政党动员 政党治理 党建扶贫
【中图分类号】D267.5 【文献标识码】A
强大的政党动员能力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前提和基础，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取得举世瞩目辉煌成就的根本保障，也是我们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制胜法宝。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行政权力逐渐从农村基层抽离出来，基层党组织出现一定程度的边缘化、无根化现象，基层社会呈现“去组织化”的碎片化状态，使得我们党的动员能力在基层受到削弱。如何增强贫困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的动员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建扶贫”，即通过政党动员推进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特征的贫困治理，这是执政党强化基层党组织动员能力、发挥其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的最佳平台，也是解决基层“去组织化”、相对贫困化、“空心化”的最佳载体。
贫困类型多样，分布较为分散，需要以多样化、个性化和精细化的方式推进贫困治理
基层“去组织化”、基层党组织“边缘化”、农村“空心化”和相对贫困、深度贫困等问题的存在，迫切需要我们把扶贫开发同基层党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在贫困治理中强化政党动员，以政党治理推动贫困治理，以贫困治理推进政党治理。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各个阶段，通过广泛深入的动员，解构了自明代以来就形成的皇权不下乡、皇权止于县政、国家依赖乡绅管理基层的传统，重构了基层治理结构，将政党权威和国家行政权力直接延伸到基层。基层社会以政党为核心，以各级行政组织为框架，重新组织起来。改革开放以后，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逐渐取代作为行政组织的人民公社，行政权力逐渐从农村社会抽离出来，但党组织依然在基层治理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特别是税费制改革以及农村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改制以来，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受到了一定的削弱，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基层“去组织化”和基层党组织“边缘化”现象日益显现。
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出现了“空心化”。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农村资源流向城市。其一，农村精英流失。在工业文明占主导、城市文化居优势、城市的生活以及发展机会更具吸引力的情况下，农村的年轻人，特别是青壮年劳力、知识分子、年轻女性，通过务工、升学、参军、婚嫁等方式，相继离开农村，形成了农村“人的空心化”。其二，物质资源贬值。村民长期外出导致“人走房空”和大量土地抛荒，公共设施无人维护，公共资源无人管护，公共资产和资金流失贬值，大量农药、化肥、塑料制品导致农村生态恶化等，形成了农村“物的空心化”。其三，文化传统流失。承载乡村文化的物质遗存在村庄建设中逐渐被破坏，基于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力下降，集体文化生活贫乏，集体意识淡化，“乡愁”对外出游子的感召力下降，形成了农村“文化的空心化”。
扶贫开发遭遇个性化深度贫困。自1986年扶贫成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以来，我国的扶贫方式从以往的救济式扶贫转到全国普遍性开发式扶贫，又到以国家重点扶贫县作为扶贫攻坚重点的区域性重点扶贫，再到整乡整村推进的参与式扶贫，当前的扶贫开发遭遇个性化深度贫困的障碍。其一，一些地区的贫困程度深，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较为滞后，社会文明程度较低，生态环境脆弱，使得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弱，几乎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其二，贫困类型多样，区域性整体扶贫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贫困地区的一般性病根，现有的贫困个性化特征比较明显。其三，贫困分布较为分散。解决当前的个性化深度贫困，需要我们党以多样化、个性化和精细化的方式推进贫困治理。
全方位激发基层干部脱贫攻坚的内在动力
乡镇干部、村干部、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基层干部处于脱贫攻坚的第一线，他们的工作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贫困治理的成效。因此，未来要构建相应的激励机制，以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
要用好政治激励。对于村干部，可以考虑在考录乡镇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中优先录用。对于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在现有激励措施的基础上，要解决好“人走茶凉”“人回无岗”的问题。对于专业技术类的驻村干部，要明确驻村工作经历和实绩在其职称评定中的分量。对于乡镇干部，可以予以提拔重用，或者在现有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下，对在精准脱贫中成绩突出的干部降低年限限制。需要注意的是，基层干部长期的基层一线工作，积累了大量农村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是基层发展和基层治理不可多得的人才。提拔重用不能一味地把这些基层精英调离基层，充实到城市或者机关当中。这样会导致基层政治精英流失，以及在新岗位中出现“外行”指导“内行”问题。可以考虑让他们就地发挥优势与专长，但要“高配”，也就是让乡镇干部享受副处和正处待遇。
要更加重视物质激励。党员干部是政治人，同时也是经济人。在重视政治激励、给予其一定政治待遇的同时，也要重视物质激励和社会激励。物质激励方面，在现有乡镇津贴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基层干部的待遇。当前村干部的待遇在很多地方都低于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村干部“全职化”和对其实行“行政化管理”的背景下，这已经极大制约了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也是导致村干部腐败的重要诱因，所以我们要建立健全村干部的激励关怀机制。
在强调外在激励的同时，要重视内在激励。内在激励基于行为人的主观认同与内在需求，而外在激励基于外在刺激（这种刺激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当外在激励与内在的主观认同、需要相一致时，激励所产生的效果才更持久。党员干部是政治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集合体。政治的、物质的激励是外在的、短期的，其激励效果呈现出效应递减的现象，而社会的和文化的激励才是内在的、长期的。在重视政治和物质激励的同时，我们还要重视精神激励，营造热爱基层、奉献基层、扎根基层的社会氛围，让基层干部特别是扶贫干部最大限度地得到社会的尊重。
在保证负向激励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正向激励的作用。正向激励在于肯定、强化、弘扬某种行为，而负向激励在于制止、抑制、禁止某种行为。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严格监督执纪问责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出现了干部为了“干净”而不“干事”的消极腐败问题。基层干部最能把握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各要素各环节，但政策要求来自于上层。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有时可能会出现不协调的地方，基层干部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会进行更为有效的改革创新举措，但改革创新往往会被上级以“没有政策依据”或者“看齐意识”不强为由而制止和禁止。在个别地方，这种负向激励实际上产生了负功能。对此，要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地为勇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为勤于干事的干部点赞。只要是没有禁止性规定，只要是出以公心而不是源于私利，是无心之失而不是有心之过，就应当鼓励基层干部在改革创新中落实上级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
（作者单位：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5XDJ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彭红波：《中国转型期的国家动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责编/张寒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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