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汉时期，要巩固国家统治、实现长治久安，就要面对文化问题。秦朝的失败，与其推行文化政策操之过急有关；汉初东西异制的政策虽缓解了文化冲突，但文化上的战国局面依然存在。对此，儒家学者适时提出了“德教”的主张。最终，“中庸之道”获得了广泛共识，儒家的“礼”成为社会制度的主体，维系着道德伦理秩序。
【关键词】秦汉时期 社会治理 习俗 教化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巩固国家统治、实现长治久安，就要面对文化问题。一个国家要对国内的事务进行统一管理，必须建立统一的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而要建立统一的制度，必须要有统一的文化。对于秦朝和汉朝这样的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来说，如何对不同的文化区域进行统一管理，成为一大难题。
秦朝的失败，与其推行文化政策操之过急有关
如何对待各个地区的不同文化，成为秦朝建立后面对的首要问题。秦朝的办法是用法律手段强行统一文化。秦在统一过程中，每征服一个王国，就在当地设置郡县，派出郡县长官，带着秦国的法令进行管理。随着统一战争的完成，秦的法令也被推广到全国。秦朝想用这种方式迅速完成文化统一，同时实现统一管理。
秦朝统一后，秦始皇多次东巡，每次都要刻石立碑，称颂秦始皇的功德：先说秦始皇即位后如何在秦国推行法制，使秦国政治清明、日益强盛，然后出兵征服东方六国，结束了六国的暴政。最后说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法制，“既平天下，不懈于治”“普施明法，经纬天下”，于是“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从这些碑文中，我们可看出秦朝对待东方文化的基本政策。
从碑文看，秦朝在东方地区推行政策似乎很顺利、很成功。其实不然，秦朝向东方各地推广秦法并不顺利。今天的湖北江陵一带，在战国时期是楚国的地域，后来被秦国占领，设置了南郡，由秦朝派出郡守进行管理。其中一位郡守名滕，他在一篇发给下属县道的文告中说，“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所以国家要制定和颁布“法律令”，用来“教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这是秦朝在东方各地推广秦国法律的用意，也是郡县长官们的使命。但滕上任后发现，法律令在南郡并没有被认真执行。于是他向南郡所属各县道重申朝廷的法律令，并且规定：今后县道长官对民间的违法行为若不能及时发现，就是“不胜任”，发现了不敢管就是“不廉”，这些都是大罪，要受到严厉处罚。他想用这种方式在南郡强制推行秦朝的法律。南郡的例子很典型，东方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样的问题。
历史证明，秦朝的做法失败了，所以秦朝二世而亡。过去都说秦灭亡是因为秦朝的统治过于残暴，其实这种说法最早出自秦末农民暴动中的东方将领之口，特别是楚军将领之口，后来又被汉代儒生加以放大和渲染，但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从出土的秦朝法律看，秦的法律相当严格细密；从史书的记载看，秦朝对违法行为的处罚的确比较重。所以，秦朝留给后人的教训是：国家要有法律，但法网不能太密，执法也不能太严。文吏，也被称作“刀笔吏”，他们的特点是熟悉法律，并且严格执法。自从秦朝失败以后，这种“文吏作风”就受到批判和压制。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法治精神，与此有关。
其实，秦朝的“严刑峻法”之所以行不通，和当时的区域文化差异有关。从司马迁对秦末反秦战争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秦的法律在东方社会的确引起人们的反感，尤其是南方的楚地、山东半岛的齐地和河北的赵地。这几个地区文化传统深厚，和秦朝法律的差异及冲突较大。所以在这场反秦暴动中，楚人表现得最积极，著名领袖人物陈胜、项羽、刘邦都是楚人，其次是齐人和赵人，最不积极的是关中的秦人，完全没有发生暴动。这说明秦朝的失败与其推行的东方政策有重大关系。在统一文化这个问题上，秦朝操之过急了。
汉初东西异制的政策虽缓解了文化冲突，但文化上的战国局面依然存在
刘邦建立汉朝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西汉和秦朝一样，定都长安，以关中为本位，依靠关中地区的自然和人力资源控制东方，维持对全国的统治。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汉承秦制”的现象。从制度上看，汉朝几乎是秦朝的复制品。但是汉朝不能像秦朝那样，把自己的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完全推广到东方，那样势必重蹈覆辙。于是汉朝实行了郡国并行制，在王朝的西半部设立郡县，由朝廷任命郡县长官，“奉汉法以治”；而在王朝的东半部分封诸侯王，允许各王国在一定程度上从俗而治。这种东西异制的政策缓解了文化冲突，使西汉的统治逐渐巩固下来。
但是，这种郡国并行的局面只有刘邦、吕后这样的开国君主才能驾驭。刘邦、吕后死后，汉文帝即位，东方诸侯王不买账，中央的权威遇到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文帝不得不收夺王国的自治权。王国的官吏原来由诸侯王自行任免，由本地士大夫担任，文帝改为由中央任免，由汉朝士大夫担任，同时还要求王国官吏“用汉法”，像汉朝直辖郡县一样“奉汉法以治”。这样一来，诸侯王的权力被削弱了。景帝即位后，又采纳晁错的削藩政策，直接收夺王国的领土，削弱王国的实力，结果激起吴、楚等七国的叛乱。景帝出兵镇压了叛乱，完成了削藩。
文、景二帝成功地解决了王国问题，使汉王朝的统治得以维持。但同时也带来新的危机，这就是在东方政策问题上，汉朝又回到秦朝的老路上去，朝廷的法律又一次覆盖了东方社会。这会不会再次引发激烈的文化冲突？有可能。秦朝的统一对文化的融合肯定起到了推进作用，但统一局面维持时间太短，而移风易俗、改造文化，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所以，在西汉文景时期，文化上的战国局面依然存在。这时，一些儒家学者和大臣们站出来，批判法家学说和秦朝的法制政策，警告汉朝皇帝，秦朝的老路走不通。
针对秦朝和汉初的经验教训，儒家学者适时提出了“德教”的主张
秦朝和汉初的实践证明，文化必须统一，但又不能操之过急，要有一个温和的渐进过程，汉朝儒生们所说的“德教”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贾谊和董仲舒这两位汉初大儒，分别对“德教”进行了系统论述，从而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
贾谊的方案可以称为“以礼为治”。他建议汉朝仿照三代（夏、商、西周），特别是西周，尽快“制礼作乐”，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儒家制度，用这套制度约束百姓的行为，使大家“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这套方案的关键环节是“制礼作乐”，重建西周制度。
董仲舒的方案可以称为“以德化民”，内容更为复杂。他认为“教化”必须由“圣人”主持，圣人奉天命来到人间作天子。这种圣人加天子的角色就是“王者”。王者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地推行教化，由浅入深，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然后实现法度的统一。这时候才能“制礼作乐”，把教化的成果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使太平局面维持下去。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世就是三十年。他又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汉儒由此提出，王者的教化获得成功，实现天下太平，需要三十到一百年。
中国历史上有个普遍现象：当社会面临难题的时候，学者们会提出各种方案，而大家总是首先选择比较简单的方案加以实践，简单的失败了，再尝试复杂的。在贾谊和董仲舒的方案中，贾谊的方案简单易行。汉武帝即位后，一度支持儒生按照这种方案进行改制，但只实施了四个月，就因为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反对而失败了。西汉后期，受这种学说的影响，朝野上下又兴起了一场托古改制运动。运动一路坎坷，在王莽的主持下进入高潮，但最后引起混乱，还是失败了。董仲舒的方案比较复杂，在汉武帝中期以后逐渐得到朝廷认可，并且影响了西汉中期的内外政策。但武帝坚持“霸王道杂之”，没有全面采纳董仲舒的方案。东汉建立后，统治者接受王莽的教训，使董仲舒的方案确立了主导地位。
东汉时期，士大夫“清劭”“高洁”的修身与教化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儒家所谓“教化”特别强调身教，要求教化者以身作则。董仲舒说：“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则四方莫不响应，风化善于彼矣。”即教化要从“王者”开始，王者为大臣们树立榜样，大臣们学好了，又为百官树立榜样，百官学好了又为百姓树立榜样，最后天下所有人都学好了，教化就完成了。东汉章帝时成书的《白虎通义》中云，“教者，何谓也？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可谓“教”的准确定义。东汉许多士大夫在教化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
唐朝人李延寿说：“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说的是东汉。宋朝人司马光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说的也是东汉。从史料记载中看，东汉的士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确实很有特点。当时许多官员崇尚简朴、反对奢华。东汉人仲长统说：“在位之人，有乘柴马弊车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亲饮食之蒸烹者矣，有过客不敢市脯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还奉禄者矣，有辞爵赏者矣，莫不称述以为清邵。”还有一些士大夫坚持过清贫的日子：“好节之士，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冻馁而不纳善人之施者矣，有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湿者矣，有穷居僻处求而不可得见者矣，莫不叹美以为高洁。”这些“清劭”“高洁”的行为，都是士大夫“修身”的表现。他们希望为社会带个好头，让百姓们效法。
东汉士大夫如此以身作则、推行教化，效果如何呢？并不太好。因为这些“清劭”“高洁”的行为只有少数士大夫能做到，多数士大夫做不到，普通百姓更做不到。汉朝人认为，人都有情有性。性就是本性，有向善的本能；情就是欲望，有恶的本质。教化的目的就是让“性”战胜“情”，从而成为善人。但人大多会受欲望驱使，迷失本性。正如东汉学者张衡所说：“夫情胜其性，流遁忘反，岂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贤，不能见得思义。”所以，东汉士大夫的教化实践不可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鉴于对东汉教化的批评之声，儒家的“礼”成为社会制度的主体，维系着道德伦理秩序
东汉后期，批评之声开始出现。东汉政治家崔寔说：“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治）哉？……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量力度德，《春秋》之义。今既不能纯法八代（五帝三王），故宜参以霸政。”用什么方式教化天下，必须“量力度德”。崔寔认为，东汉士大夫“纯法八代”，是不自量力。仲长统也认为，东汉士大夫的“清劭”“高洁”之行，虽然很好，但普通人学不了，是“空言高论难行之术”。所以他主张“道有大中”，教化之术应该以“中”为贵。这个批评非常中肯深刻。
后来，大儒郑玄提出一套政治学说，就突出了一个“中”字。郑玄遍注群经，提出了一套以“礼”为核心的教化理论，这套理论又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郑玄继承前人的学说，又有所发展，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礼为“中人之制”。所谓“中人”，就是普通人，“中人之制”就是针对普通人制定的制度。《礼记·中庸》说：君子之道就是教化之术，而最好的教化之术就是“中庸”。郑玄说：“言中庸为道至美……过与不及，使道不行，唯礼能为之中。”即君子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最好的教化之术，所谓“为道至美”。智者、贤者之道高于中庸，愚者、不肖之道低于中庸，都会“使道不行”，达不到教化的目的。而能够体现“中庸”教化之术的只有“礼”，所谓“唯礼能为之中”。“中庸之道”之所以是最好的教化之术，是因为“以中为常”的礼具有最广泛的教化功能。这样一来，以太平为目标的教化过程，就不再依靠那种“空言高论难行之术”了，而可以落实在“礼”的建设上。
郑玄这一学说提出后，得到了广泛认同。魏晋以后，“郑学几倾天下”，礼学很快成为新的显学。礼学的影响渗透到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制度上。魏晋以后，礼仪、职官、封爵、法律、土地、宗法、婚姻、丧服制度，等等，都受到礼学的影响，发生重大变化。于是，儒家的“礼”终于取代法家的“法”，成为社会制度的主体，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工具，承担着道德伦理建设的使命，维系着道德伦理秩序。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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