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会影响经济发展吗？”吉林省四平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以其20余年由盛转衰、由衰到乱、再由乱到治的生死起伏，掷地有声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有了全面从严治党，我们才起死回生！”历经磨难的科研院职工衷心希望：“党中央从严治党一刻也不要停，一步也不要退！”
“如果没有全面从严治党的大环境，科研院就彻底完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四平市科研院曾是全市效益最好的生产性事业单位和纳税大户，是“很多人挤破头想进去的好单位”。2001年工资改革前，科研院人均月薪已达2000多元，高出政府机关一倍多。但就是这样一个“肥得流油”的科研单位，由于先后两任院长和一批干部的前“腐”后继，厚实的家底在短短10年间被挥霍一空，昔日的“明星企业”变成了腐败分子招摇过市、歪风邪气大行其道的“鼠窝”。
现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董卫东，1998年出任科研院院长。“一上任，他就强令拆除运转良好、刚刚检修过的自动输煤锅炉，高价更换了一台需要人工输煤的二手锅炉。”科研院职工常文回忆，“之后几年，董卫东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行贿、养‘小蜜’，把科研院的风气彻底搞坏了！”
继任院长程晓民，不仅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友的经营活动牟取利益，而且虚报冒领国家专项资金，使科研院的乱象进一步“雪上加霜”。
上行下效，科研院23名中层以上干部有22人先后“沦陷”：采购处长，将从沈阳采购的原料，运到大连亲戚家办的工厂换个包装再运回四平，每吨价格就从12000元翻到了38000元；财务处长则成了“专业做假账”的高手，从2008年至2016年，有近1万张票据涉嫌违规违纪违法，涉及金额高达1.76亿元；人事劳资科长，“群众不管办啥事儿，哪怕是退休职工报销医药费，至少都得送她两百块钱”，人送绰号“陆二百”；车间主任，明目张胆地成车盗卖产成品，刚购进的原料包装还没拆，转眼就以“废料”名义低价卖出；销售处长，不仅虚报盈利套取巨额“业务提成”，而且干脆把一些应收账款转到个人账户……
“看到领导的贪样儿，自己每天下班如果不从单位也拿点儿啥，心里都感觉亏得慌。”普通职工盗窃成风，偷原料铜线、偷产品、偷钳子扳手用具……有的职工实在没的偷了，竟把车间的暖气片锯下来卖钱。更有甚者，还有职工盗卖氯气罐，在废品回收站切割时导致氯气泄漏，导致了重伤2人、伤4人的重大公共安全事故。
领导贪腐、家底败光、歪风盛行、人心涣散，科研院终于陷入长期停产停工，负债8000余万元的境地。到了2016年3月，企业拖欠职工社保费近1400万元、医保费70万元，职工曾连续9个月没有拿到工资，甚至连丧葬费也发不起了；有的职工到了退休年龄因为社保欠账而无法退休……
“如果没有全面从严治党的大环境，科研院就彻底完了！”四平市委常委、副市长徐绍刚痛心疾首地说。
“共产党的干部，就不能怕见群众”
为了“求条活路”，一些职工开始上访。科研院副院长马力告诉记者，2010年开始，上访还是零星的，到了2012年，就出现了大规模集体访。有几次，甚至长时间围堵市委、市政府，时任市委书记、市长上下班只能从一楼办公室跳窗户进出，午饭用吊篮将饭菜打上去。截至2016年初，上访者先后到市、赴省、进京上访近400次。
“我们跑遍了相关部门，却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科研院工会负责人、当年的上访带头人于飞说，“当年，我们找到分管副市长，却说管事的是另外一个副市长，等再找到另外一个副市长，却说还得找分管副市长。”
“厅长局长，我们上访时见了不少，但没有一个人真心帮我们解决问题。有的干部信口开河，问我们为啥不造机器人赚钱，一个就能卖600万元；还有个局长说能证明我们事业编制的材料丢了，原因是电脑硬盘太小被挤出去了。你糊弄人，也得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啊！叫我们怎么相信他们的话？”于飞谈起这些，依然情绪激动。
一边是群众接二连三地上访，另一边却是贪腐“依旧”，董卫东甚至还当上了省党代表、省劳动模范，公开叫嚣“四平市没人能查我”。
一些职工对党组织逐渐失去了信心。失望之下，拥有20年党龄的工人常文，竟提出退党。
“科研院的这个‘烂摊子’必须解决了！”2016年初，四平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市科技局交由刚刚挂任市委常委、副市长的徐绍刚分管。市委书记赵晓君说，“我们考虑，绍刚同志是挂职干部，与四平没有任何交集，便于放开手脚。”
徐绍刚一头扎进了科研院职工中间。科研院132名职工，除去内退和临时工30多人，80多人都参与过上访，在两个多月里，徐绍刚面对面约谈了66人。他把所有上访者的电话要来，然后陆续约到办公室谈话，白天时间不够就晚上，工作日时间不够就用节假日，最晚一次谈到凌晨3点多。他说：“共产党的干部，就不能怕见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