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2010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自身也存在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速度，而在于增长内涵，即存在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PMI）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前者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
最近，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