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模型：城市安全状况评价体系。
核心指标：经济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社会秩序安全、信息安全感。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6》，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统计年鉴（2016），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主要发现：
·城市安全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关系。若城市拥有良好且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则为该市其他领域，如公共卫生安全、信息安全感等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经济社会安全可以被看作是维护城市安全的基石。
·城市安全水平与科学技术、产业创新水平密切相关。厦门、杭州将先进的网络科学技术、产业技术广泛应用于维护社会秩序、医疗卫生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大大提高了安全管理的质量水平，同时降低了人力、物力、财力成本，这一举措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五个一级指标中，公共卫生安全和经济社会安全得分总体较低。这两个领域中均有11个城市的安全得分低于平均水平，可见公共卫生安全和经济社会安全建设相对薄弱是大多数城市共同存在的问题。
国内外安全局势的深刻变化，对创新国家安全理念提出了迫切要求，需要进一步拓展国家安全战略视野，要在加深与世界联系、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维护好国家安全。当前国际形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稳定的基本态势，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不断发展，传统安全威胁虽尚未彻底消除，但其影响已大大降低。但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渐突出，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自然灾害、疫病突发、气候环境变化等等，各界对安全的关注也从政治、军事等领域逐渐向个人、社会安全拓展。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安全有了新的诠释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为筹划国家安全提供了基本遵循。
不同于传统安全，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时，需要对国际、国内、地区等不同层次的背景因素进行全面考量，进而创造出良好的安全环境。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正逐步成为安全治理的重要节点，安全治理尤其非传统安全治理也呈现出日益明显的 “城市化” 趋势。这里的“城市化”是指非传统安全的城市空间转向，即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议题无论发生、演化还是蔓延都和城市联系在一起。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80%以上的经济总量产生于城市，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86%的消费发生于城市。由此可见，城市不仅成为深入研究践行安全治理理念的落脚点，也越来越成为安全治理的核心载体，对城市安全进行测评，加快安全城市建设意义重大。
城市安全状况指标体系的建立
指标体系建立需要考虑的因素
安全城市的内涵。正确掌握安全城市的内涵对于构建相应指标体系有重要意义。安全城市是指对自然灾害、社会突发事件等具有有效的抵御能力，并能在环境、社会、人身健康等方面保持一种动态均衡和协调发展，能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秩序、舒适生活空间和保障人身安全的地域社会共同体（马德峰，2005）。安全城市理论主要包括六个具体方面：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安全城市的基石；稳定健康的经济增长与社会改革的和谐推进是安全城市的基本前提；科学的危机管理体制与健全的处理机制是安全城市的重要环节；普遍的公众危机意识和科学的安全救助知识是安全城市的重要防线；政府是构建和管理安全城市的直接参与者；人类的全面发展为安全城市的最终目标（董晓峰等，2007）。安全城市的内涵不是狭隘的，其外延所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广泛，如环境安全、医疗安全、基础设施安全、经济安全、信息网络安全等等，因此在建构指标体系时，需要多维度、多方面考虑。另外，安全城市不仅仅与城市居民的安全有关，还涉及居民对城市安全管理的看法，以及政府对安全建设的政策、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等等。
测评指标的分类。安全化过程有四类不可或缺的行为主体。第一是安全化主体，主要是国家但不仅限于国家；第二是涉及对象，即安全需要得到保护的对象，通常指生活在城市的民众；第三是威胁代理，主要指威胁来源，如自然灾害、网络病毒等；第四是听众，决定安全化逻辑被接受的程度，具体指城市居民对于城市安全管理的接受度、满意度等。安全化的推进过程中，不仅需要主要实施者发起行动还需要听众积极响应。可见，安全化的推进不仅需要政府制定实施与之相关的政策、规定，同时需要及时听取城市居民的意见反馈。基于这些原因，本次指标的测量研究方法不仅包含客观数据，同时也包含通过采访和调查获得的主观数据。
指标选取原则。构建指标体系时需要遵循全面性、整体性、科学性、简明性、可操作性、动态性以及稳定性原则。同时，构建指标体系时，需要做到内容全面、计算科学、指标操作性强，且能反映时间变化等内容。
指标体系的具体构成
从指标体系构建的全面性、整体性以及可操作性出发，此次城市安全指标体系包含四个层次，分别是目标层、系统层、准则层和指标层。
目标层：以城市安全综合发展状况作为目标层的总指标，用以衡量城市整体安全发展水平、能力与协调度。在进行城市安全综合发展状况测评时，需要选择动态指标、静态指标、存量指标与流量指标等不同类型指标，使其可以在时间尺度上反映城市安全系统的发展速度和变化态势，在空间尺度上反映整体布局和结构优化特征，在数量上反映总体发展规模和现代化水平，在质量尺度上反映安全城市的综合素质、能力、潜力。
系统层：系统层由反映目标层的指标构成，为了实现城市各领域安全发展、协同共建的目的，系统层的指标分别由经济社会安全指标、生态安全指标、公共卫生安全指标、社会秩序安全指标、信息安全感指标构成。从这五个指标出发，能够多方面、全方位的反映城市的安全现状以及待改善空间。
准则层：准则层将城市安全评价模型中的五个指标细分至详细数据，从而指导指标层的构建。具体表现为根据系统层所设定的主要评价内容，判断考察的变量是否重要；判断要考察评价的变量是属于输入层面（可能造成影响的因素）还是输出层面（评价安全体系的表现或者绩效）。从政府主体性的角度来看，输入型指标主要指政府为安全建设而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对安全现状会造成影响的因素，比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和污水及生活垃圾处理率等。输出型指标则指安全建设水平造成的结果因素，比如公众对医疗质量的看法、失业人口比例等等。公众对政府在相关领域的表现的评价和期待水平则兼具两种属性，既是影响评价的因素也是评价所依据的绩效。根据此理念进行指标层构建，能够建立全面的指标体系，同时也能对政府、社会对于安全建设的投入程度和管理结果进行比较，发现问题、总结区别，不断完善安全建设。
指标层：指标层是用来反映各准则层的具体内容，它是由单项指标来体现的，这些指标的设计不仅要静态反映城市安全现状，而且还要动态反映其变化趋势，为了遵循全面性原则，指标体系的构建可选择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并用的方式。既有公开的数据信息，同时也有通过问卷形式获得的最终信息。
综上所述，在本次城市安全状况评价体系的构建中，安全指标主要由5个系统层指标构成，在系统层指标之下共10个二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则由23个指标层指标构成。整个体系层层递进，能够系统、全面又详细的反映城市安全建设输入成本和输出结果，能够有效促进安全城市建设。
此外，这里需要针对本次测评中各一级指标权重系数的选取做出相关说明。其中信息安全感这一指标，主要采用主观数据，即问卷的形式来考察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水平以及民众对此类安全水平的满意度，且由于调查结果显示各城市在网络安全信息方面分数差异较小，因此，该项指标在指标体系中所占权重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信息安全不被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信息安全需要提上议程，得到更多的重视和管理，尤其对于二、三线城市而言，更需要加强建设。
测评结果
安全城市综合排名
根据目标层的设定，并将五个二级指标进行计算加总，之后得出了十九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总分数以及总排名。如图2（P8）所示，共有八个城市得分超过平均值（77.84），分别为北京、南京、济南、广州、厦门、杭州、青岛和武汉。其中，北京占据榜首，其作为中国的首都，同时也是文化、政治中心，向来都更加重视安全城市建设，也在这方面做出了更多的努力。南京、济南、广州、厦门是排在北京之后的排名前五的城市，这四个城市安全状况综合排名靠前应与其独到的安全管理方法有关。此外，在城市安全总得分中排名靠后的三个城市分别是长春、大连和重庆，这几个城市在今后的城市安全建设中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抓，补好城市安全中存在的短板，提升整体安全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