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陪读现象原本只是家庭的自主决策，但当陪读造成学区房房价暴涨、家庭教育支出不堪重负时，陪读现象就已经成为了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陪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根源入手，合理配置优质教育资源，制定并完善以提升人才素质为目标而又切实可行的城乡教育政策。
【关键词】教育资源 陪读 家庭教育观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陪读现象的产生根源在于我国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失衡，失衡突出表现为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同级别城市之间以及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在师资队伍水平、软硬件设施、教学理念与实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陪读既是社会现象，更是家庭行为，透过陪读现象可以观察到当代中国家庭的几个特点。
陪读凸显了当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向下倾斜、资源集中于子女的特点
中国社会历来强调家庭纵向代际关系。传统中国家庭呈现代际关系向上倾斜、资源集中于老一辈的特点。但现代社会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教育制度和职业制度的变革，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都逐渐衰落，子女日益成为家庭更为重要的经济来源和家庭投资的重心。
陪读现象大规模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与我国的住房市场商品化改革、高校扩招，以及国有企业改制和职工下岗等多项社会变迁交结并行。一方面，作为父辈的“50后”“60后”们在社会改革大潮中被动沉浮、无力改变自身命运，进而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子女身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为了孩子的教育不惜血本，甚至孤注一掷。一些家庭花费巨资购买重点学校附近的学区房，以致于学区房价格暴涨但仍一房难求。另一方面，作为子辈的“80后”“90后”独生子女们因从小娇生惯养而生活自理能力和学习自主性较差，一些家长不放心其离家住校学习，宁肯在学校附近租房而居，以便继续给孩子更周到的照顾。无论是寄希望于子女成才，还是担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陪读所导致的额外支出压缩了家庭其他领域的投资与消费，剥夺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发展机会。这种举全家之力成就一子之学业的现象，将当代中国家庭的重心和资源集中于子辈的特点暴露无遗。
陪读是当代中国家庭教育观分化的一种表现，会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和分化
虽然现代社会家庭中的教育功能早已外化为社会体系中的正规教育，但对于子女的教养义务仍被大多数家庭中的父母所遵从。什么样的父母会选择陪读？尽管缺乏全国性的实证资料，但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社会地位与家庭的教育支出呈正相关关系。
受教育程度作为最重要的后致禀赋之一，一般被看作是阶层分化的重要指标。然而，教育获得的不平等，一方面来源于个体的自致性因素，另一方面却是由先赋性因素所导致，即子女的教育获得受到父辈社会地位的影响。一项基于上海市的研究表明，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期望较高，并能激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期望；同时这些父母能更多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支持条件，这些均有助于子女维持和实现自己的教育期望①。因此，如果将家庭分为三类的话，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具有较高职业社会地位的家庭更有可能参与到陪读的队伍中。这些家庭秉持“孟母三迁”只为子代教育的观点，不仅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子女“书中自有黄金屋”，而且会通过择校、迁居甚至移民海外的方式，为孩子寻找父母心目中最理想的教育场所。
部分父母受教育程度一般、职业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无论是城市平民阶层，还是农村相对富裕的阶层，如果父母对教育具有较高的评价和期望，也会千方百计督促子女读书，并希望子女通过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改变其自身的命运，并借机改变家庭的命运。有研究显示，农村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父母更重视子女教育，他们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教育不足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不希望子女重蹈自己的覆辙②。这类家庭的陪读之路往往更为艰辛，更可能租房而住，父母忍辱负重，子女所承受的压力也更大，甚至容易产生社会心理问题。也有一些处于社会阶层底部，既看不到教育的收益又看不到改变阶层希望的家庭，或父母缺乏责任心和远见的家庭，可能持“读书无用论”的看法，子女可能较早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谋生，从而开始其上一辈人的生活循环。
教育被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途径，子女教育不仅是家庭消费，也是家庭投资。是否投资、如何投资，则取决于父母的眼光与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陪读现象背后的实质是当代中国家庭的分层，家庭中父母的教育观直接决定了对子女的教育态度和投入，而父母分化的教育观则来自于其自身禀赋和经历，更由此通过代际传递加深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固化与分化。
陪读反映了当代中国家庭在经济能力和对子女教育投入上的提升与分化
如果说家庭中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态度是陪读现象能否发生的主观因素，那么家庭的经济能力和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则是陪读现象是否发生的客观基础。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的教育支出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陪读现象在近十几年的迅速蔓延也是当代中国家庭经济能力和对子女教育投入大幅提升的反映。早期的陪读现象只是零星发生的出国陪读，多是妻子陪同丈夫出国深造，为的是夫妻团聚，牺牲的往往是妻子的事业和社会关系网，但也有可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夫妻比翼齐飞、双双进步，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国门初开、留学渐兴时更为明显。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大规模涌现的陪读现象，则主要发生于父母子女之间，陪读所产生的费用则是家庭经济支出的一部分，这无疑对家庭的经济能力和对子女教育投入提出了要求。
我们不应忽视当代中国家庭在经济能力和子女教育投入上仍然存在巨大差异的问题。子女教育是家庭中的刚性支出，如果再加上陪读的额外支出，则会使经济相对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由于陪读现象的普遍性，不少家庭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或为了使孩子有相对平等的教育机会，不得不随波逐流，超越自身的经济能力加入陪读的队伍中。家庭的经济能力和教育投入与父母对待子女教育的态度、观念相交织，使陪读背后的当代中国家庭呈现多样化特点：为了孩子教育，父母或一掷千金，或紧衣缩食；父母殷殷期望、含辛茹苦，孩子或持无所谓态度被动学习甚至厌倦学习，或发愤图强、砥砺前行；也有相当部分的家庭父母有心无力，子女的入学通知书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焦虑。可以说，陪读现象犹如多棱镜，折射出中国经济条件普遍改善背景下家庭经济的多元化特征。
陪读还映射出当代中国家庭的性别分工仍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
陪读涉及子女的照顾和教育两个方面，无论是远赴海外陪读还是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无论是城镇家庭还是农村家庭，陪读者更可能是家庭中的母亲。母亲或者本就无业，或者辞去工作，或者提前退休，一心一意担负起子女的“全职保姆”责任；而父亲则更可能肩负起一家经济来源的重担，反映出中国当代家庭仍遵循“男主外、女主内”，丈夫主管挣钱养家、妻子主管育儿家务的角色分工。
家庭照料责任的女性化在东西方均有体现，即无论是儿童、老人、病患还是残障人士的照料，大多是由家庭中的女性所承担，从而照料责任的家庭化不知不觉间就转化为照料责任的女性化。随着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普遍参与社会劳动、照料责任社会化呼声日益高涨，也催生了相应的社会福利机构，将部分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我国无论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女性普遍接受教育和就业与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义务和角色并行不悖，由此引发的关于“干得好还是嫁得好”“生（育）还是升（职）”以及所谓女性的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不断成为舆论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当家庭和事业产生冲突时，通常是女性而不是男性作出放弃事业、顾全家庭的选择。这固然与女性的利他主义态度和情感性社会性别角色有关，但也往往是家庭理性决策的结果。
妻子陪读、丈夫就业正是家庭利益最大化考量下的决策，因为就夫妻而言，男性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女性的现实，使男性就业能够获得相对于妻子就业更高的经济收入；牺牲女性的眼前利益，通过提升子女教育质量换取未来的更大收益，对于家庭也似乎更为合算。然而，这样的决策并不一定有利于家庭稳定和孩子成长。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教授、博导）
【注释】
①王甫勤、时怡雯：《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社会》，2014年第1期，第175—195页。
②庞晓鹏、龙文进、董晓媛、曾俊霞：《农村校学生家长租房陪读与家庭经济条件——学校布局调整后农村小学教育不公平的新特征》，《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1期，第97—112页。
责编/贾娜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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