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水平。从双方经贸关系的角度，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者。但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第12位。双方政治关系与经贸关系的不对应状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政治领域和国家利益的契合是政治关系保持在高水平的关键因素，而经济贸易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各自的经济结构，俄对中国贸易短期之内很难出现突破性进展。
与此同时，俄罗斯学者季莫菲·博尔达乔夫认为②，在目前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虽然中俄政治关系处于史无前例的高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需要结盟。因为，第一，从保障国家安全的角度，俄罗斯完全有能力独立应对任何外部威胁而无须与任何国家结盟。第二，对俄罗斯而言，是否有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是考虑结盟问题的最关键因素。因此，面对美国和欧洲的不确定性和不负责任，中俄不应急于结盟。结盟会使得国际体系失去灵活性，且不能保证不引起冲突，因而会变得十分危险。在俄罗斯看来，一个守成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之间的结盟关系注定会导致新的危险。应该说，这个观点代表了俄罗斯国内学术界的主流。
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近年来也可谓跌宕起伏。2009年，奥巴马政府试图与俄罗斯实现关系的“重启”并取得一定进展，但最终在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问题上跌入低谷。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俄罗斯引起的热烈反应显示出一个重要社会心态：俄罗斯精英热切盼望回到2000年中期的那种“正常状态”。俄罗斯在特朗普上台后试图与其达成“一揽子交易”，以在叙利亚的联合反恐换取美国和西方取消制裁，并在乌克兰东部问题上达成协议。但问题是，特朗普的当选本身以及美国建制派针对“通俄门”发起的种种政治调查，最终有可能使得特朗普政府在对俄政策上畏首畏尾、无所作为。
当然，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也是一个关键变量。欧洲在英国“脱欧”之后有可能相对美国保持更多的自主性，俄欧关系的改善也变得遥遥无期。在一定意义上，德国正在成为欧盟的主导力量，正在试图建设一个“欧洲的”欧洲。
值得说明的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其背后的逻辑基本上是各自的国家利益。
“光荣孤立”、内卷还是进取
本文所说的“光荣孤立”是借用19世纪英国对欧洲置身事外政策的一个形象化表述。“光荣孤立”、内卷以及进取，指的是2018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之后俄罗斯内外政策几种可能选项。第一种情况意味着俄罗斯在外交上采取某种置身事外的姿态，在中东地区不再介入叙利亚冲突，在乌克兰东部可能会作出某些让步以缓和局势；第二种情况则表示俄罗斯将在有限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而所谓进取则指的是俄罗斯动员大量资源用于其全球大国目标，积极介入叙利亚冲突，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力量，与美国和北约保持某种紧张甚至对抗的关系。
政策的内部和外部约束条件。第一，从内部因素看，国内稳定是俄罗斯实现发展战略的两个关键的前提条件。为此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也是普京将在2018年连选连任的国内因素之一。这意味着普京在2018～2024年的第四任期甚至之后更长一个时期与西方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同样意味着普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回旋余地有限。
第二，与美国的关系十分冷淡，俄美之间将保持战略稳定。笔者曾就此专门请教过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阿尔巴托夫院士。据阿尔巴托夫院士介绍，与冷战时期苏美之间的“核均势”不同，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在战略核武器问题上保持着“基本数量相当”。这意味着俄罗斯国家安全有切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