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渔业资源开发。20世纪70年代以来，深海渔业研究成为国际热点，主要关注南非、新西兰等国家的深海渔业政策与管理模式建设。Cawthorn认为由于深海渔业科学与政策分离过于极端，目前渔业管理模式不适合深海渔业发展，渔业管理过程中科学与政策的结合更容易解决棘手问题。⑱Vince认为新西兰的海洋政策工作是被动的，渔业和海洋政策的发展体现不同行为主体的博弈关系，深海渔业的共同管理和社区化管理将更受欢迎。⑲Mangi则以英国为例，分析欧盟渔业政策规则变化对深海渔业发展的经济影响⑳，但是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启动，已经有欧盟学者开始探讨今后欧盟深海渔业政策的再调整和渔业作业区的重新划分问题。
深海油气资源开发。深海区蕴藏着全球超过70%的油气资源，其最终潜在石油储量高达1000亿桶，国际社会明显加快深海油气资源的开发步伐。Kontorovich系统评估俄罗斯北冰洋大陆架油气资源的开发前景，得出北冰洋欧亚大陆架未来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盆地，在油气资源生产和满足人类能源需求方面可与当今的波斯湾和西伯利亚地区相匹敌。Almada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坎普斯盆地已成为巴西油气资源开发的主要深海区域，但是由于缺乏离岸工业管理经验，其深海石油开发作业严重威胁到脆弱的深海生态系统，提出需要建立包含42个深海栖息地在内的生态/生物重要性区域，形成海洋保护区网络。
深海基因资源开发。Harden-Davies指出深海海域是海洋基因资源的主要来源，基因资源分享是国家管辖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国际法律协议框架制定的关键，深海科学研究人员在深海基因资源分享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Leary分析深海基因资源作为海洋经济发展资源的重要性，可持续和公正地使用这些资源将会引导经济向有利于全世界利益的方向发展，也有利于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深海开发过程的保障与支撑
深海开发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深海开发势必会对海洋资源环境造成影响，而如何实现开发与保护的均衡，强化深海开发的资源保障，已经成为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Pitcher在《海底山：生态系统、渔业及其保护》中对保护海底山的国际管理作了系统介绍。Gjerde指出深海法律为多样性保护提供框架，现有国际和区域组织可以凭借其处理许多问题，但需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进一步行动，保护和保全稀有和脆弱的深海生态系统。Rayfuse认为极地海洋生物多样性正面临来自采掘和非采掘活动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关于保护国家管辖外的极地海洋生活多样性的国际制度尚不完善，国际极地年将形成一个有用的保护框架，通过吸取南极条约体系中的做法，从整体上对海洋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Jobstvogt认为经济活动与气候变化对深海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应该围绕深海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价值（尤其是医疗价值）进行预估。
深海开发的运输联系保障。大洋深海空间是全球海洋运输联系的重要通道，深海开发需要解决海洋运输装备建设、运载航线选择与开辟、沿海及离岛开发保障基地建设、全过程信息化调度与作业协同等一系列问题。Bruschi针对水深在3000～4500米的公海区域，提出安装超深水管道和重型结构，这一问题面临着海底特定位置的选择、管道对准、铺设跨度等诸多挑战，因此需要系统的设计程序，以满足既定目标，同时需要循序渐进。世界知名深海矿业开发公司鹦鹉螺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CBD设立太平洋深海工程总部，并与多伦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建立起跨洋深海矿产开采产业链，这为深海开发运输联系保障提供新思路。
深海开发的科学技术支撑。深海开发不仅需要深海地质、深海矿物、深海生物、基因技术等相关学科的支撑，更是多环节关联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在数千米水深、承受海流和风浪流影响及海水腐蚀的环境下作业，深海开发技术研究需要15～20年才能达到深海预开采中间试验的目标。按照深海资源开发的先后顺序可以将深海技术归纳为勘查技术、开采技术、加工技术、运载技术和通用技术。其中，水深达6000米、能在恶劣的洋底环境下稳定运行的深海运载技术作为当今深海勘查与未来开发与装备的基础性技术，是深海资源勘探和开采共用的技术平台，涉及系统通讯、定位、控制、能源和材料等各种通用基础技术，深海资源开发技术集成与关键技术研发是该领域国际竞争和合作的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