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深海生态环境独特且脆弱，深海开发必定对深海物理化学环境、地质环境、生态环境尤其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带来负面效应。在印度东西海岸，重点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学研究提出成果，旨在为发电、化学制品生产和港口码头建设等工业化服务；在英国北海海域，主要研究海洋石油、渔业资源的开发对海洋物种密集度、海洋生物个性特征以及其他深海环境产生影响的有关数据，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宏观把握，对海洋环境的现状和未来做出合理预测；在德国，主要从开发海底矿产资源和处置开采产生废弃物的角度分析开发活动对深海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深海环境风险评估应该首先依靠现场试验从模拟小规模影响开始，到逐步监测的全面产业化经营，并在每一阶段加以彻底评估。
深海开发的国际合作范畴
深海国际合作与协议开发。关于深海开发的区域性涉海组织相继设立，其中国际海底管理局（ISA）是管理国际海底区域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负责海底资源开发和利益分配、海底环境保护等各类活动内容。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NEAFO）、西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NAFO）、东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SEAFO）、地中海渔业委员会（GFCM）、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协会（CCAMLR）、南印度洋深海渔业协会（SIODFA）等也是重要的深海开发涉海组织。德国、日本、美国和加拿大四个成员国公司组成的国际经营股份有限公司（OMI），美国钢铁公司、SUM石油公司和比利时矿业联合会组成的海洋采矿协会（OMA），以及美国和荷兰组成的海洋矿物公司（OMCO）等，多次进行深海矿产资源尤其是多金属结核的试采工作。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之时，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围绕海底资源的勘探与开发签订互惠协议，以实现相互承认和相互支持的目的。
公海保护区划设。海洋保护区具有传统单一海洋资源管理方式所不可比拟的优点。2000年以来，深海保护区建设行动逐渐展开，主要包括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建立的大型海洋保护区、禁渔区和国家管辖外海域以外的海洋保护区。Ribeiro探讨建立环境视角的海洋保护区所面临的各种法律挑战，强调将海洋保护区保护条例纳入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框架，并且首先考虑在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建立海洋保护区。Davies研究在东北大西洋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的实施进程，提出建立一个生物相关分类系统，这个系统被定义为区域环境评价研究的一个阶段。Sánchez基于营养动力学模型研究海洋保护区管理对Danois海生态系统的影响，预测显示鱼类以及濒危物种的生物量显著增加，溢出效应增加了在坎塔布里亚海大陆架的商业物种生物量，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是对渔业捕捞量的重新分配，这增加了南部区域的海洋保护区分布。
公海立体空间规划。三维甚至多维海洋空间规划是21世纪以来国际公海海洋空间规划探索的前沿领域。以美国诸多涉海研究机构为代表的深海生态系统研究集群，在美国地理学会（AAG）2017年波士顿年会上散发一份材料，展示其全球大洋深海立体空间规划的成果，该成果基于5200万个地图集数据点，将全球海洋水体划分为37个生态海洋单元（Ecological Marine Units, EMU），每个生态海洋单元具有相似的温度、盐度、氧气含量和营养物质，这大概是迄今为止在三维层面对全球海域最为详实的精准分类，有助于海洋生态区或海洋生物区的选择、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评价与保护以及海洋资源地管理和规划的实施，能够对未来更加深入地理解海洋生物地理学、研究海洋变化、保护海洋等奠定数据基础。
主要启示
通过梳理深海开发的国际研究动态，可以初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第一，应该倡导我国在深海开发问题上的多学科基础性研究和跨学科探讨，尤其重视深海开发的经济学问题研究乃至学科建设；第二，加快深海开发高技术尤其是核心关键技术研究，推进深海资源开发的技术储备和深海产业集群培育，提升我国的深海开发能力；第三，注重开展深海生物多样性勘探与保护性利用，继续深入推进深海开发与保护工作的自主探索及团队建设；第四，加强海洋科技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参与公海保护区建设和深远海空间规划实践，在国际法框架下探索适宜的国际保护区建设和海洋空间规划新模式。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平面上升对我国重点沿海区域发展影响研究”资助，项目批准号：15ZDB170；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尹鹏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