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孤立主义思想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文化传统，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孤立主义思想可以说贯穿于美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自开国以来，美国即奉行以孤立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策。及至20世纪20、30年代，孤立主义思想在美国再度盛极一时。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中立法》，力图使美国置身战争之外，结果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即使在战后，孤立主义的呼声在美国仍不绝于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孤立主义不可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居于主导地位。
【关键词】孤立主义 美国外交 中立法案
【中图分类号】D817.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6.002
美国的孤立主义思想由来已久，对美国的政治、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时至今日人们对这一思想的准确内涵仍莫衷一是、争论不休。一般说来，所谓孤立主义主要是指美国应避免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政治和军事义务、不与外国特别是欧洲国家结盟的主张和政策。作为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思想之一，孤立主义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文化传统，是美国历史上极具争议的研究话题之一。早在1922年，《芝加哥日报》驻伦敦的记者爱德华·贝尔曾发表文章，首次用“孤立主义”一词来批评美国当时对国际合作所持的消极态度。①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得到了美国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的广泛使用。另一方面，包括“新左派”在内的一些学者则否认美国历史上存在过“孤立主义”，认为所谓的孤立主义不过是一种“神话”，在阐释美国外交政策方面起着“误导性”作用。②有学者更是明确指出，华盛顿、约翰·亚当斯以及杰斐逊等人并无意构建孤立主义的外交传统与原则，而只是对当时国际局势做出的谨慎选择。③不仅如此，还有学者提出，20世纪20、30年代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并非是“孤立主义”思想，而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中立”观念。④本文旨在通过对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思潮进行简要梳理，以揭示其实质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美国孤立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孤立主义的历史“同英国在北美大陆首次殖民一样古老”。独立战争爆发前，北美殖民地的不少人就普遍存在着一种切断与英国及欧洲的联系、实行“孤立”政策的思想。1776年1月，潘恩在其《常识》一书中就明确提出，美利坚没有欧洲国家的关照也同样会繁荣，也许会更加繁荣。他这样写道：“对不列颠的任何屈从或依附，都会立刻把这个大陆卷入欧洲的各种战争和争执中，使我们同一些国家发生冲突。”在他看来，欧洲是北美的贸易市场，“我们就应当同欧洲的任何部分保持不偏不倚的关系”，北美的真正利益是避开欧洲的各种纷争。⑤他不仅阐述了美国独立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同时也为独立后的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建国之初，孤立主义便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等开国领导人无不具有这一观念。正是本着孤立主义思想，亚当斯等人起草了《1776年条约计划》，确定了日后美国与外国交往的基本准则。1780年亚当斯又告诫国会不要把美国和欧洲列强纠缠在一起，双方的往来仅限于商业，而不是政治，更不是战争，因为美洲长久以来一直是欧洲战争和政治的玩物。⑥1793年4月英法战争爆发后，华盛顿发表《中立宣言》，宣称美国将坚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禁止美国人以任何形式参与、帮助支持交战双方的活动。
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发表了“告别演说”，第一次明确了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基本原则。他强调，欧洲的纷争在实质上与美国毫不相关，美国卷入欧洲的政治是极不明智的；美国应当遵循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发展同外国的贸易关系时，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避免与任何外国订立永久性的同盟。华盛顿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孤立主义”一词，但他将传统的孤立思想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并为亚当斯、杰斐逊等人继续遵循。在亚当斯看来，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将构成美国未来整个对外政策体系的基石。杰斐逊也在就职演说中重申，“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通商往来和友诚相待，但不与任何一国结成同盟”。⑦
美国独立后选择以孤立主义为核心的外交政策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首先，尚在殖民地时期，最早移民的清教徒们出于宗教原因就提出要与旧大陆区别开来，在新大陆建立他们的“山巅之城”，并成为世人所效仿的样板。与欧洲的专制统治不同，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全新的民主政权，并成为“一座照耀所有国家的正义灯塔”。在这些清教徒看来，美国是“上帝的选民”，“是一块未沾染旧世界罪恶的圣土”。⑧孤立主义的思想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些早期移民对欧洲政治和文化的一种厌恶感。我国研究美国文化史的复旦大学庄锡昌教授曾这样评论说：“如果对美国人的心理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人们不难发现，尽管大多数美国人与欧洲有着血缘关系，但是多数美国人的内心深处对欧洲有一种鄙视的心理。他们从心底里认为欧洲在堕落，欧洲在沉沦，而对美国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却感到自豪，因此他们在感情上不愿与欧洲为伍。”⑨应当说，美国人这种对自身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感至今依然十分强烈。
同时，对于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而言采取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有助于维护并加强其国家安全。独立伊始，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非常有限，而英国军队仍驻扎在西部地区，拒不撤军，对新生的共和国虎视眈眈。法国则控制着密西西比河，同样严重威胁着美国的独立。实行孤立主义政策可以使美国采取超然的态度，置身于欧洲列强的政治纷争之外，集中力量发展国内的经济，解决国内面临的问题。
独特的地理环境也为美国奉行这一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浩瀚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为其领土安全提供了天然屏障，而南北都是弱邻。潘恩对此不无欣喜地写道，“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幸福，其地理位置远离所有那些纷争不休的国度，除了与之通商外可以再无往来”。美国自恃有两大洋的庇护，可以远离国外的战争和冲突。这种心理一直持续到珍珠港事件的发生。
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决不是闭关锁国，与世隔绝，而是具有相对的含义。首先，在坚持政治和外交上“孤立”的同时，在经济上却依然不断拓展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联系，努力寻求海外市场。其次，美国在同欧洲强国打交道时奉行这一政策，但在与亚洲、拉美和非洲等相对弱小的国家交往时，实行的则是积极干涉和扩张的政策，不断加强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地位和影响。
1823年，面对欧洲大国联合干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可能，美国政府发表了《门罗宣言》，确立了所谓的“美洲体系原则”，实际上是将美国的孤立主义思想扩大到了整个西半球。《门罗宣言》所确定的原则被认为是美国外交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后来孤立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时，所谓的“孤立主义者”也没有主张放弃美国维护其在美洲的利益和干预西半球事务的权力，相反地，这一主义却成为美国政府在美洲排斥英、法势力的工具。⑩
20世纪美国孤立主义进入高潮并遭遇挑战
进入20世纪，美国早已羽翼丰满，国力强盛，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虽然如此，孤立主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严重制约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将这一时期美国孤立主义思想的主要内涵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不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政治纷争；不介入欧亚大陆爆发的战争，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确保美国的中立、和平；对所有赞成互惠的国家奉行一种友好的外交政策。⑪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伊始，围绕着《凡尔赛和约》和是否加入“国联”等问题，美国国会及社会各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了确保国会和民众对和约的支持，威尔逊不辞辛劳奔赴全国各地发表演说，以唤起民众摆脱孤立主义思想的束缚，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在他看来，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力量，“孤立主义正在消亡”。威尔逊的这一观点显然过于乐观了。事与愿违，他精心设计的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构想终因国内的强烈反对而落空，这可以说是美国孤立主义思想的一次重大胜利。以参议员威廉·博拉和海勒姆·约翰逊为代表的孤立主义者坚称，加入“国联”将会使美国卷入国际纷争的泥潭，完全违背了美国的外交传统。在1920年的总统选举中，候选人哈丁提出了“恢复常态”的口号，承诺将限制外来移民，减少美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以此赢得了68%的选票。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我们不寻求领导旧世界的命运，我们不想卷入其中”。1929年爆发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更将孤立主义思想推向高潮，使其进入了全盛时期。
大萧条给美国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国内危机重重。1929～1933年间，美国工业生产减少了55%，国民生产总值从1044亿美元下降到401亿美元，失业人口达1280多万。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美国民众确信，美国政府当务之急是集中力量处理好国内面临的问题，使美国尽快摆脱危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博拉是这一时期极有影响的孤立主义者，他的话或许代表了这一时期众多美国民众和孤立主义者的普遍心声。他强调，“美国人应该关心自己的利益，效力于我们自己的民族”，对美国造成更大危害的是国内的失业和贫困，美国应该把目光转向国内，率先解决国内的问题。⑫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憎恶和恐惧也是这一时期孤立主义思想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面对战争阴云密布的欧洲，阻止美国再次卷入其中成为孤立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恰在此时，美国学界开始对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必要性和意图进行反思。不少人感到，美国的参战是受了军火商人和华尔街金融家的蛊惑所致，乃是“愚蠢至极”。至1937年4月，民意测验的结果仍显示，高达7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大错”。
1934年4月，美国国会成立了由著名的孤立主义参议员杰拉尔德·奈领导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火商人与美国参战问题展开调查。至1936年3月，该委员会共举行了93场听证会，质询了200多名证人。听证会以及特别委员会公布的最后调查报告使人们普遍确信，是美国银行家和军火商人为了谋取巨额暴利将美国拖入了战争；美国参战不是为了“拯救”世界“民主事业”和“正义”，也并非为了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是协约国、美国军火商以及金融家玩弄阴谋的结果。而此时揭露军火商从战争中牟取暴利、大发战争横财的《死亡商人》等书的畅销，更进一步加剧了普通民众对战争的厌恶和憎恨，并在客观上助长了孤立主义思想的盛行，从而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构成强有力的牵制和束缚。
同开国初期一样，此时的孤立主义者依然坚持主张美国不应与外国结盟、应尽可能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承担责任，但并不反对发展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1934年1月，博拉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说时强调，在贸易和商业领域，“我们从来不是孤立主义者，将来也不是”；但是，在所有的政治问题上，无论涉及何种性质的义务，哪怕是些微地妨碍到美国的自由行动，或约束了美国人的自由决定权和判断，则“我们就一直是孤立主义者”。⑬而著名的孤立主义者、历史学家比尔德甚至认为，一旦美国与国外的经济关系危及到国家安全，美国就应该放弃贸易，以减少危险。他表示，美国的最高利益是在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为其全体人民建立和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准和生活方式”。参议员布恩也表示，为了避免卷入外国的冲突，美国应该减少海上贸易。他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强调，自己宁愿暂时放弃所有的对外贸易，也不想让美国再次遭受另一场大战，从而给美国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⑭
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在美国是一种普遍情绪，超越了党派、种族、意识形态和地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代表人物除了前述博拉、比尔德、奈等人外，还有前总统胡佛、资深共和党参议员诺里斯、范登堡、塔夫脱以及著名飞行员林白等人。影响较大的孤立主义组织包括“美国第一委员会”“防止战争全国委员会”“争取和平与自由国际妇女同盟”和“美国不卷入战争大会”等。这些孤立主义者及组织的共同主张就是坚决反对美国参与国际事务，要求政府集中精力做好国内的事情，远离国外的战争和纷扰，认为这是确保美国繁荣的最佳手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的观点和看法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呼声。
1935年1月，罗斯福要求参议院批准美国加入国际法庭，结果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浪潮。颇有影响的底特律库林格神父以及“赫斯特系”报纸警告说，国际法庭和国联一样，不过是国际金融家和财阀的工具，断言美国如果加入世界法庭，无非是使美国卷入另一场战争，并使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彻底遭到毁灭，呼吁美国人都应该坚定地同反对加入法庭的人站在一起，“使美国不会成为国际财阀的角逐场”。海勒姆·约翰逊参议员甚至担心，国际法庭一旦提出与美国切身利益相关的咨询性意见，美国自开国以来确立的整个制度可能就要毁于一旦。⑮最终该提案在国会中以7票之差未获通过，这令罗斯福深感沮丧。与此同时，1935年上半年，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波士顿等地的130所大学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反对美国卷入战争。鉴于国内孤立主义的势力如此之大，罗斯福本人在1935年也多次表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美国将不再会被拖入一场欧洲的战争，强调不管其他大陆发生什么事情，美国“一定而且必须保持我们国父许久以前所祈求它能保持的——置身事外，不受牵连”。⑯
随着欧洲战争危机的不断加剧和经济恐慌的缓解，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对欧洲局势感到忧心忡忡，并进一步加强了孤立自保的心理。在孤立主义者看来，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使其避开欧洲和亚洲的战争，浩瀚无垠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为其提供了天然的安全保障，确保美国“坚不可摧”，比其他国家更不易受到进攻。而美国国会则试图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使美国在国际冲突中置身事外。
1935年8月下旬，不顾罗斯福的反对，美国国会通过了《中立法》，确定对一切交战国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强制性禁运，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送军火。该法案通过后，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宣称，“今天是孤立主义者的胜利，今天也是过去17年来一直以极大精力将我们拖向国外，并且还要使我们卷入欧洲纠纷和种种困境中的国际主义者失败的标志”。⑰1936年2月，国会又通过《中立法》的修正案，将《中立法》的有效期延至1937年5月，增加了禁止向交战国贷款和对新加入战争的国家实施这一法案的条款。1937年5月，国会颁布了新的《中立法》，其中规定美国与交战国的非军火贸易实行“现款自运”，并禁止美国人搭乘交战国船只旅行。毫无疑问，美国国会的做法客观上是在助纣为虐，不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罗斯福自己也承认，美国实施《中立法》实际上是在帮助侵略者，而使被侵略者得不到帮助。与此同时，为了阻止美国卷入海外的冲突，众议员路易斯·勒德洛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除非美国及其海外领地受到攻击，否则国会的宣战必须经过全民表决才能有效，确信此举将使美国远离一切国外的战争。虽然该提案最终以209票赞成、188票反对未获得众议院通过，但这一提案在国会中的支持率已经充分表明了孤立主义势力的强大。如何避免卷入战争成为美国民众此时最为关注的话题。1937年4月初，在纪念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20周年之际，全国2000个城市和500所大学都举行了反战集会。⑱
及至1939年9月欧洲战争全面爆发，特别是在法国战败之后，美国政府试图通过《租借法案》帮助英国抵抗德国法西斯的进攻。1940年12月底，罗斯福总统在发表炉边谈话时表示，美国应该“竭尽全力”支援那些保卫自己抵抗法西斯进攻的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⑲罗斯福的举措遭到了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担心这是引火烧身，美国会由此被拖入战争。塔夫脱等人坚持认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是其古老的“权力斗争”的继续，是欧洲的冲突，并不涉及道义与民主问题，与美国无关，美国要做的就是尽一切努力远离这种冲突。他们确信，德国不可能战胜英国，即便击败了英国，控制了欧洲大陆，要想征服美国也绝无可能，不会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我们国家的安全并没有处于危险之中”。有议员甚至声称，任何外来敌人的军事入侵都是“异想天开”。他们警告说，对英国的援助是美国放弃中立、走向干涉欧洲冲突的第一步，将大大增加美国卷入战争的风险，无异于引火烧身。⑳在国会对《租借法案》进行激烈辩论的同时，林白领导的“美国第一委员会”还发起了全国性的抗议行动。
虽然如此，《租借法案》还是赢得了美国多数国会议员和民众的支持。民意测验表明，72%的民众支持该法案。1941年3月，经过激烈的辩论，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这一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向其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交换、租用、出借或以其他方式处理国防物资。该法案的通过表明美国在摆脱孤立主义思想的束缚、走向集体安全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纽约时报》甚至发表评论，将其视为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但是，塔夫脱、范登堡、比尔德以及“美国第一委员会”的领导人林白等人仍竭尽全力反对美国政府对盟国的援助，阻止美国卷入战争。他们宣称，只有保持中立才能使美国置身战争之外，对欧洲国家的援助只能给美国造成伤害，只要美国制定一项加强海防和空中力量的强有力计划，任何国家都不能对美国实施攻击。海勒姆·约翰逊甚至危言耸听地警告说，一旦参战，美国的金融体系不仅会崩溃，而且还有可能导致独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珍珠港美军基地的偷袭才彻底结束了这场争论，美国随即全面卷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二战后美国外交中的新孤立主义
罗斯福总统曾预言，“任何认为孤立主义在这个国家已经寿终正寝的人一定是头脑发昏了。只要战争一结束，孤立主义就会比以前更为强烈”。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虽然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并确立了其世界霸权地位，但孤立主义的呼声仍不绝于耳，继续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
20世纪50年代初期，围绕北约和西欧防御问题，美国国会进行了长达3个多月的大辩论。前总统胡佛以及塔夫脱等人认为杜鲁门政府违背了美国的传统外交政策，力主美国从欧洲撤军，不再为欧洲派一兵一卒，将美国的防御力量退回到美洲。他们强调，对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苏联，而是国内的经济问题。塔夫脱称，今后发生的任何战争，结果并不取决于西欧国家的参与，而是完全有赖于美国军队，美国必须确保自身军事实力的强大。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将这一主张称之为“新孤立主义”。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期，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愈陷愈深，国内政治、经济问题愈发突出，社会矛盾尖锐。富布赖特、曼斯菲尔德、麦戈文等参议员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要求削减美国海外驻军规模，反思并重新确定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认为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处处表现出“权力的傲慢”，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性影响，过度的扩张使其正在重蹈罗马帝国衰亡的覆辙。就连最早提出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乔治·凯南此时也不断提醒美国民众，不能把有限的力量和资源“浪费在使世界更加美好的梦想上”，也不能“浪费在追求全球事务和全球权威上，浪费在摆道德架势上”。这些人同样被冠之“新孤立主义者”。
孤立主义思想在美国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亡，而是再度崛起，乃至甚嚣尘上。新孤立主义者认为，美国必须根据国家利益来确定美国的外交政策，反对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抽象的“民主”和“正义”基础之上，以超国家的理想代替国家利益，强调美国应当把目标转向国内。持新孤立主义立场的代表性人物包括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彼特森、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的托尔内森、1992年和1996年曾两次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帕特里克·布坎南等。
新孤立主义主张把美国国内问题置于第一位，奉行“美国第一”原则。新孤立主义者认为，在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经济和科技实力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性因素，但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十分突出，重建美国的经济、社会秩序已成为当务之急，否则就会削弱美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对美国国家利益最紧迫的威胁在于国内”。彼特森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美国优先原则，主张美国要把国内议程放到第一位，因为美国生产、投资、教育等方面的软弱无力对美国制度与价值观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可能超过来自国外的威胁”。托尔内森认为，“近50年来美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建立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的，认为世界上每个地方的安全与繁荣都与美国休戚相关，而现在这种国际主义包含着的巨大风险与代价，已超出了我们所能继续承担或必须支付的程度”。他呼吁“现在是制定新的对外政策蓝图的时候了。美国必须照顾自己，并认识到增强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建立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才是保证自己安全与繁荣的最好办法”。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特也撰文呼应，指出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可以把时间、注意力和资源集中于自己的需要上。布坎南提出“现在该是美国回家的时候了”，他的著名论调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一种新的爱国主义，一种不仅要把美国放在第一位，而且放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新的外交政策。”
同时，新孤立主义强调减少美国的海外义务，认为苏联威胁已经消失，美国就应该放弃全球干涉政策，减少美国在海外的义务，终止与他国的联盟关系，从海外军事基地撤回美国的武装力量，将美国的军事义务限定在北美、加勒比以及美国的空中和海上航线这样一个较为狭小的安全区域内。布坎南曾提出了调整和收缩美国海外义务的几项措施，其中包括：在对拉美国家关系上，美国应彻底修正“门罗主义”，将其适用范围缩小到只包括南美洲的北海岸、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终止与日本的双边条约，大规模从亚洲撤军，并停止一年一度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撤回驻欧美军，将北约组织交给欧洲人管理；反对北约东扩；尽早停止一切对外经济援助，撤消国际开发署，撤出在亚、非、拉地区的发展银行；国会应该阻止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更多的资金等。他还主张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外来移民，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减少对联合国的财政支持等，与以往的孤立主义有所不同，所谓的新孤立主义更为保守，主张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实行全面收缩。
冷战后新孤立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既有历史根源，也有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现实背景。最直接的原因是苏联的解体使美国面对的军事威胁消除了，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却面临着诸多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诸如贫困、失业、犯罪和暴力猖獗、毒品泛滥、种族歧视和种族矛盾尖锐、道德沦丧、公众对政治领导人丧失信任等，美国应当把主要精力转向国内问题。颇有影响的《外交》季刊主编海兰撰文称，今天美国所受外来势力的威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小，“但国内繁荣受到的威胁却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认为“冷战的胜利，使美国能在今后10年将自己的思想、注意力和资金从国外转向国内”。其次，冷战后，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昔日的冷战盟友越来越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经济竞争对手。在经济领域，美国和西欧、日本等盟国的矛盾日益加深，并爆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贸易战。凡此种种的内外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人们对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反思。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布坎南为代表的新孤立主义思潮兴起，且来势逼人。他们高举“美国优先”和“美国第一”的旗帜，对美国现行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
新孤立主义其实是一个政治大杂烩，是其反对者对它的一种含混的归纳和称呼。实际上，没有人明确地承认自己一个是新孤立主义者。即使是被视为新孤立主义者的人，其政策主张也各不相同，多数人只关心外交领域的某一两个特定的问题。有人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涉，主张收缩海外安全义务，却支持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打开国外市场。有人要求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却反对削减军费和在海外的军事基地。
新孤立主义思潮的出现虽然迎合了一部分美国人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社会的中下层有较大的影响，但从一开始就遭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反对，特别是“自由国际主义者”以及“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虽然冷战结束了，但美国仍然面临诸多外部挑战和威胁，美国应当继续承担国际义务，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确保美国的利益和安全。许多国际主义者呼吁美国政府应当对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同样重视，因为两者是密切相关的，认为美国经济的振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美国仍应奉行自由贸易主义政策；美国的国家安全更是离不开全球的和平与稳定，美国不能对外部世界的冲突采取不闻不问的冷漠态度，而是要积极干预，同盟国协商一致，加强集体安全体系，美国与盟国的安全关系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应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使之更能适应冷战后的新形势。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施莱辛格在《外交》季刊上撰文指出，如果美国不设法建立冷战后的集体安全体系，就将不得不面临一个充满混乱、暴力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危险的世界。他批评新孤立主义“竭力阻止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加强和平体系方面发挥作用”，称“如果我们拒绝发挥作用，我们就不能期待较小、较弱和较穷的国家为我们维护世界秩序。如果不为之付出言辞、金钱以至鲜血，我们就不能建成世界新秩序”。
美国政府对新孤立主义采取了批评态度，使得这一思潮在政府决策层中并没有多少市场。海湾战争期间和海湾战争之后，布什多次强调美国要重建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主张运用美国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用美国的价值观念来改造世界，使美国继续成为全世界“自由的灯塔”。1991年12月7日，布什在夏威夷利用珍珠港事件50周年纪念日对新孤立主义进行了批驳，提醒人们应牢牢记住这一“悲惨的教训”。他强调，“当我们拒绝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孤立主义、主张卷入世界事务并发挥领导作用时，美国就享受最长久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他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国内外的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克林顿上台后，不顾孤立主义者的鼓噪，同样坚持奉行全球主义的外交政策。1995年3月1日，他在国会发表讲话，对新孤立主义者进行了抨击，批评了他们试图改变“我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得到两党一致支持的对外政策的基础”，强调为了捍卫“社会开放和人民自由的思想”，美国必须在全世界保持强大的存在。克林顿明确指出，“孤立主义者是错误的，他们将使我们独自面对未来。他们的做法将削弱美国的力量”。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今天从世界撤退，明天我们就不得不努力应对由于我们的疏忽而造成的后果”。这一时期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多次强调，尽管冷战结束了，但是美国决不能再把自己同全球发展隔绝开来；如果美国不在国外开辟市场、促进主要国家的民主以及对付和防止正在出现的威胁，国内的振兴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进入新世纪以来，孤立主义在美国再度盛极一时。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给美国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美国债务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使得美国国内问题愈发突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孤立主义思潮开始强势回归。2013年12月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一半以上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在解决国际事务方面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应该将目光转向国内。在另一方面，有许多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虽然美国应该着力恢复国内的经济，反对在国外的过度扩张，强调为了奉行有效的外交政策美国必须首先办好国内的事情，但同时也指出奉行孤立主义会导致加速出现一个更紊乱、更危险的世界，是“愚蠢之举”。
结论
通过上面的初步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第一，孤立主义思想基本上贯穿于美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每当美国国内经济或社会出现严重问题或在国际事务中遇到重大挫折时，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就会盛行一时。第二，所谓的“孤立”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闭关锁国的状态，商业和文化的扩张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根主线。不仅如此，在18、19世纪，孤立主义往往与美国的对外扩张并行不悖，甚至成为其在美洲谋求霸权的指导思想。第三，在不同历史时期，孤立主义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并且往往与和平运动、单边主义、反全球化运动等交织在一起，但其实质都是主张减少美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有人将孤立主义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两种，认为自由派孤立主义要求削减防御开支，主张国内改革优先，非强制性地支持民主、人权以及环境合作；而保守派孤立主义者则主张加强国家安全，奉行单边主义，不赞成实施对外援助，强调冷战已经结束，美国不应再扮演代价高昂的世界领导角色。这样的划分其实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
当今，特朗普政府再次打出了“美国优先”的旗号，力主美国应将主要精力和资源转移到发展美国经济，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在首位，减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并在对外关系、经贸、移民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孤立主义”色彩的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普遍担忧。应当说，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时代，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强，孤立主义显然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也不会占主导地位，美国要想退回到“美国堡垒”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面对包括反对恐怖主义、解决地区冲突、环境保护、疾病防治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几乎任何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时，美国都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帮助与密切合作。事实上，美国领导人要想重振美国经济，同样离不开国际市场。从特朗普执政的最初几个月来看，其对外政策已经遇到了诸多挑战，正处于不断变化、调整过程中。
毫无疑问，孤立主义在美国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传统，特别是在中下层民众中间有着一定的基础，今后依然会对美国人的思想产生影响，并势必反映到美国的对外政策之中，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将持续下去，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或许仍是在两者间不断地寻找一个恰当的契合点。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生王亚萍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Alexander DeConde,etc.,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ol.2,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2, p.337.
2David Reynold, "Reading History: American Isolationism", History Today, Vol.34, No, 4, 1984, p.50.
3David Hasting Dunn, "Isolationism revisited: Seven Persistent myths i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eb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1, 2005, pp.252-255.
4Brooke Blower, "From Isolationism to Neutrality: A New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1919-1941", Diplomatic History, Vol.38, No.2, 2014, pp.345-346.
5［英］托马斯·潘恩：《潘恩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页。
6Norman Graebner, Ideas and Diplom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77.
7李剑鸣等编：《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说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8［美］弗雷德里克·西格尔：《多难的旅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页。
9庄锡昌：《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3页。
10王玮、戴超武：《美国外交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11Gordon Martel,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Reconsidered, 1890-1993,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91.
12Martel,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Reconsidered, p.90.
13William Borah, Bedrock: Views on Basic national Problems, Washington, 1936, p.58.
14Manfred Jonas, Isolationism in America, 1935-194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5-6.
15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95.
1619《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4、269页。
17转引自王桂厚：《三十年代美国的“中立”政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3页。
18George C. Herring, From Colony to Superpower: U.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7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504.
20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11～212页。
21"We Shall Not Turn Back",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41, p.20
22Christopher M. Nichols, "The Enduring Power of Isolationism: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rbis, Summer 2013, p.400.
23Jonas, Isolationism in America, p271.
24Arthur Schlesinger, "Back to the Womb: Isolationism's Renewed Threat", Foreign Affairs, Vol.74, No.4, 1995, p.4.
25Arthur Schlesinger, "New isolationism",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189, No.5, 1952, pp.34-38.
26［美］乔治·凯南：《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28页。
27Patrick Buchanan, "America First-and Second, and Third",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1990.
28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44页。
29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70页。
30参见［美］理查德·哈斯：《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办好美国国内的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序言部分第6～7页。
Isolat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 A Deep Cultural Tradition
Zhao Xuegong
Abstract: Isolationism is deeply rooted in American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has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US government. The isolationist thought has been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American history. Since its founding, the US has pursued a policy of isolationism as its main feature. By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isolationist ideology was once again prevalent in the US. The US Congress passed a series of "neutrality acts", in an attempt to sit out the war, yet the result was it paid a heavy price for this. Even after the war, the voice of isolationism has still been endlessly uttered in the US. As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continues to advance, isolationism cannot dominate the US foreign policy.
Keywords: Isolationist, American diplomacy, neutrality acts
赵学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史、国际关系史。主要著作有《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国与中国》《当代美国外交》《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