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必刻意追求领导地位
这里还涉及世界事务中的“领导”问题。领导作用或领导地位在英文中是“leadership”，在汉语中，“领导作用”的语气比英语中似乎要强一些。领导作为一种行为和现象普遍存在于人类事务的各个领域中。而国际领导究竟意味着什么，需要进行细致的分析。
学者约翰·艾肯伯里认为，“领导是运用权力来统筹指挥集体的行动进而迈向一个共同的目标”，⑦这其中包含着领导者设定一套共同目标或原则的能力，以便一组国家能够以一致或协调的方式来界定并追求它们的利益。他还把领导分为结构性领导、制度性领导、情境型领导三种类型。学者陈志敏等把国际领导界定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或多个行为体通过关键性影响力的运用，引领和推动国际体系的成员实现特定目标的行为和过程”。⑧他们认为中国不应追求单边支配性的、自利的、强制性的和包办性的国际领导，而应坚持走集体协作的、共进的、吸引性的和赋权性的协进型国际领导路线。
这些都可谓精当之论，说明在美国学者较早研究了国际领导问题后，中国学界也已注意到并已开展研究。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全球领导者（global leader）。一般性地这样讲，是并不错的。但仔细推敲，笔者以为很难断然地说是或不是，“有”领导或“无”领导。任何国家成为一个国际领导者，都是一个过程，且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前已述及，从美国成为领导者的过程看，在很大程度上是两次世界大战把它推上世界巅峰的。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经历波折。如果战略失当，甚至出现进程的中断，也不是没有可能。比如台湾问题的存在，对于中国就是一个关键性的隐忧。这一问题如果失控，其后果难以想象，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高度的智慧。决定一个进程能否顺畅，根本上还在于国内改革和建设能否持续而稳健地展开。国家建设成功了，才会具有吸引力，并有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是国际领导的一个必要条件。
国际领导未必只由某一个国家承担，它可以是共同承担或分担的。共同的承担也未必是固定的组合，而可能有不同的组合。国际领导也未必是全方位的，而可能是部分的、分领域的。从过程看，它当然更是渐进的。
自然，规模较大、国力较强的国家更有可能和能力承担起领导责任。问题在于，这些较大的国家不总是一条心，它们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一致，在另一个问题上不一致。于是必然要经过各种互动、沟通、折冲、谈判乃至较量，从而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当民粹主义甚嚣尘上、英国公投选择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中国领导人在2017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出响亮的声音，针对逆全球化现象，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客观趋势，对于世人来说，不是要不要全球化的问题，而是顺应和趋利避害的问题，应发挥好其正面效应，使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的人群能够普遍获益于全球化。这一演讲，在世界面临向何处去的当口，表达了人们的普遍心声，是一种思想的引领。作为一个在世界上有份量的国家，中国有责任、有必要发出这样的声音，发挥这样的引领作用。这样做，昭示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从各方面的反响看，基本是积极和肯定性的。
对中国来说，并没有必要刻意追求作领导。作领导是要为众人（国）提供公共物品的，才能得到各方的认同和支持，而且做事要公正，否则缺乏公信力。再者，若本来就不具有领导的能力或条件，争也没有用。反之，若真有这种条件，不用自己去争，他国会自然要求你发挥作用。这本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当实力和影响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领导可能就呼之欲出了。这时若不想发挥作用，有可能被认为不负责任了。这也许是最自然的发挥领导作用或成为领导者的时候，但仍然不是为了作领导而领导。正如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经常见到的那样，一个人出于对权力、地位的向往或为了某种抱负而一心作领导，等到作了若干年领导后又感觉不胜其烦，于是成为一种“围城”现象，外边的人想进去，里边的人想出来。个人如此，国家亦然。真的做了领导者，也许会感到“高处不胜寒”。⑨
中国曾经有过想作领导的时候，但那已被历史证明是一种虚幻。重新睁眼看世界后，中国认识到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是当务之急，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于是又从云端回落到地面，重新脚踏实地地发展经济。邓小平告诫发展才是硬道理，“到那时才有资格”谈论一些事情。1989年，世界局势大变，一时似乎黑云压城，邓小平又告诫要韬光养晦，不扛旗，不当头，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当中国在大变局中稳住了阵脚后，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中国改革开放出现了新的局面，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势头。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祖国，国家统一事业取得重要进展。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七国集团中的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到2010年又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时的中国一定程度上已具有邓小平所说的“资格”了。但即便如此，未来中国也应追求一种共享型的领导，强调领导权的共担、责任的共担、成果的共享。
